9.18事变，东北军中人称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臧式毅和黄显声。9.18事变前，臧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张报告危险，张却当时吸毒又患伤寒，到协和住院，显得思维精力都不充足。回复都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国联公约”的调停等等……
藏自知无力回天，在9.18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留下办交涉不肯离去，后绝(食)未死，带着目的加入伪(政)府。
黄显声则另有主张，9.18事变前，八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这也是黄到北平见张学良的直接原因。黄不肯坐以待毙，回返奉天后当即下令各县警务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
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务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务出身。而黄对奉天的警员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员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9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
所以9.18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务总队，相当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
后来的救国会执委朱焕阶9月19日晨曾赶到警务处打探消息，却见铁门紧闭，有几只麻雀啄食。向周围人打听，前一天夜里有人看到，黄部警队的动作极快，第一声爆炸声刚刚响过就开始行动，离开机关，显然是早有部署。
当时奉天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兵和黄显声的警务部队。事变爆发的时候，独七旅旅长王以哲和三个团长都不在部队。王第二天下午才便衣出城，在郊外与部队汇（盒）。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最后等来的却是--不许抵抗，任其占领营房缴械。该部靠下级军官自发组织才勉强突出重围，损失惨重。
卫队的负责人是荣臻的儿子荣子恒，因为形势紧张，当天被派率部到野外进行为期八天的拉练，所以没有加入战斗。
还有当时因为各种事情不能到任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学生们听到枪声怎么也找不到的讲武堂负责人周濂〔中〕将。哪个，不是明白人？
张学良卫队营营长谭海仓促中把张府各房门上锁，武器埋在院里，只带着钥匙逃回北平，张学良啼笑皆非，大骂“不是人，什么东西！”。因为张一向叫谭海“叔叔”，这一次显然是气极了。
各部只有黄显声部和讲武堂学兵，五连连长张占元阵亡，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指挥警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只有轻武器的警队伤亡太重，被(迫)撤离。
黄在撤退时嘱咐警队官兵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退，连夜经过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但由于准备充分，沈阳警务部队撤退到锦州是动作最快，损失最小的。
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都搬到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到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拆代行。他立即联络驻防义县的12旅旅长张廷枢向大凌河布防，取得稳定阵线。
当时，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也到锦州办公，援军也陆续到达。荣是个旧式军人，有鸦片瘾，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声。故此事务皆付黄显声。后国联有员来调查，与荣臻交谈时发现他未及收拾的烟具，于是对翻译说:“这样的(将)军怎么能抵(抗)日本军队呢？”
又问荣9.18时为何不抵抗。
荣回答没有上级命令。
日军土肥原则与汪精卫曾称为“智勇仁”的大汉奸凌印青，海城人，早期国（民)党人，与杨宇霆交厚勾结，派出高级特务仓岗繁等十人到辽西和凌汇（盒），在盘山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治军”。
黄显声针锋相对，他利用该伪军第1师第1旅旅长单廷秀是熊飞的学生的关系，通过单策反该军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第二师师长张海天。10月27日，两人率军起义，东北军19旅派兵参战，凌及仓岗皆被击毙。
日军继而鼓动张学良堂弟张学成于10月29日接手“东北民众自治军”残部，发给奉天兵工厂武器，试图作为日军前驱进占锦州。
张学成一贯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与堂兄应该分庭抗礼，1931年初曾参加石友三的叛乱。这一次则欣然接受日军指挥，携四名日本顾问上任，号称有18个旅。
黄显声请示张学良后，派（公）安骑兵第二总队进攻张学成部。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抗)日情绪强烈，张学成部也兵无战心，交火后不久即溃散，四名日本顾问和张学成都被乱枪打死，伪旅长荣庭被俘。
在锦州期间，黄励精图治，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而张学良由于年轻和患病，此时处于刘伯承所说“五行不定”的状态。他一面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似有抵抗之意，另一方面支持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在军事上，张显得十分消极。
黄显声有一次建议既然锦州前线工事构筑不易，不如以攻为守，张当即拒绝。在日军进攻马占山的时候，张坐拥重兵，毫无策应，反而是日军进攻锦州时，极端困难的马占山反（攻）齐市，试图调动日军北上。
对于黄显声招募的部队和反正伪军，张学良也拒绝给与正规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一方面怕因此形成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
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支配下，张学良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领，下令他们部下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一律不得使用正规军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等名义。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减少日军对中**队的进攻，相反使其进攻更加理直气壮，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就只能是土匪、马胡子了。
堂堂正规军一夜之间竟然连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各路抗战部队也因此而气馁。
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急中生智，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编张海天部为第一路，项青山部为第二路，陆续委任达二十余路，自己担任总司令。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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