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背景
中英关系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与清政府签署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以后调整对华政策，即由军事进攻逐步转向依据条约以“和平”手段来攫取中国经济利益为重点。与此同时，清朝中央政府内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一直由坚持对外主和派人物起主导作用。所以在鸦片战争后最初6年里，清朝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相安无事”的局面。但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起，中英之间又出现了新的争端，关系再度恶化。
此次导致中英形成争端的第一个问题是英人广州入城之争。英方对华提出这个问题最早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是年十月，参加中英《虎门条约》谈判的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向清朝负责谈判事务的钦差大臣耆英提出，要求清廷允许已经居住在广州城外的英国商民入居城内。英方提出这一要求的依据是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款，但实际上，该条约所载条文内容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邑”。从上述中文条款看，清廷同意人居城邑的是英国驻华领事，而普通的英国移民只能居住于中国五处港口，没有入居城内的权利。显然，英方是在蓄意引申《南京条约》的条款，以此争取额外的利益。清廷当然知道英方的用意。是年底，恰好为清朝向英国缴纳最后一笔鸦片战争赔款，按照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交清赔款后，英国应将其占领的浙江舟山群岛归还中国。德庇时以全面履行中英《南京条约》为借口，将入居广州城与归还舟山联系到一起，声称如不允许英人入居广州城，英国就不归还舟山群岛。[8]两广总督耆英通过暗中活动，承诺两年后让英人进城，从而再次取得英方对其处境的“理解”，同意“暂缓入城”。但清廷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被迫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同意在翌年四月中英签署的英军《退还舟山条约》中正式写明：“进粤城之议中国大宪奉皇帝谕旨，可以经久相关，方为妥协等因。……故议定，一俟时行愈臻妥协，再准英人入城；然此一款，断不可废止矣”。这一条款第一次肯定了英国人的入城权利。
道光二十八年（1848），原英国新加坡总督文翰接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上任后，照会接替耆英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要求清延按先期承诺允准英人入城。但徐广缙不顾前此耆英的许诺，对英人入城要求给予拒绝。英方唯恐强行入城难以获得实际利益，并可能酿成激烈冲突，而当时又忙于欧洲战争，一时难以抽出大规模兵力来华组织新的战争，遂决定采取迁回策略，暂时搁置入城要求，去争取其他方面的利益。但英方声称，“两国之间将来无论发生任何对中国不利的事件，其过失都在中国政府方面。”不谙时事的徐广缙等人根本不清楚英方的战略构想，将其在入城问题上的暂时退却错误地视为自己的一次重大胜利。道光帝还下令将上海、天津和南京三地督抚、道台官员拥有的外事处理权一并移交给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道光帝对徐广缙、叶名琛的奖赏和国家外事权向广东集中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徐广缙等素有虚骄意识的清朝官员的盲目排外的情绪，减弱了外交政策上的弹性，表现出清朝的对外政策又从缓和为主急剧向强硬转变。英方迂回战略的实施和清朝对外政策重新转为盲目强硬，预示着中英之间的对抗将更为激烈。
修约之争
咸丰四年（1854）三月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会同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一起来到广州求与督叶名琛会见谈判“修约”。所谓“修约”，就是要修改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英国公使带头提出这一要求的“依据”是，在道光二十四年中法《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款中有“日后大法兰西皇上若有应行更易之处，当就互换章程，年用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的规定，另在同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亦有类似条文。英方认为，虽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没有这样的字样，但英国援引《虎门条约》中规定的清朝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片面最惠国待遇），认为英国可以自动获得这一权利。英方凭借这一“依据”，认为到咸丰四年中英《南京条约》已经签署12年，“理应进行修改”。
这是英国制造的又一个侵略借口，因为虽然《虎门条约》中有“一体均沾”条款，但《虎门条约》系通商条约，此规定定为两国通商时给予英方的一种特殊经济待遇，果修易协定过程中，清朝又给了对方新的优惠，英国据此向中国提出同样的要求，似有不平等条约的法理遵循。而《南京条约》属于双边政治性和约，非一般性的通商条约，并且无修改约定，所以英方要求按“十二年修改”原则重修《南京条约》，是明显站不住脚的。本来，当中英签署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和随后的《虎门条约》正式生效后，英方已经获得了期待已久的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开展商业贸易的特权，中国的商品市场在事实上已被英国打开。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输华商货年度总值已由道光二十二年的969581英镑增加到2394827英镑。然而，从道光二十六年起，英国对华商品输出的势头就开始由逐年上升转为渐次下降。到咸丰四年（1854），英国输华商品额几乎只有1843年十七分之十。[14]这种状况大大出乎英方的预料，当时英国每年输往印度的商货总值约为900万英镑，而中国人口高于印度3倍，所以英国人估计，年输华商品额应是输往印度商货值的2倍至3倍。英国打开中国商品市场的“这一光辉灿烂的梦幻怎么就变成了如此“贫瘠的现实’呢？”
英国工商业团体就此进行调查研究，最终得出三点原因：第一，是由于英国大量向中国倾销印度鸦片，使中国大部分白银为鸦片所吸收，导致中国缺乏购买其他工业品的支付能力；第二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来商品仍具有特别强大的抵制作用；第三是英方不顾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向中国输入了诸如钢琴、刀叉厨具等商品，这些商品因没有消费市场，造成了大量积压。从英国资本家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原因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放弃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英国就失去了一项难以替代的财源，所以不仅不能放弃，而且还要使之合法化；第三个原因是英国商品输出的品种选择问题，自身就能调整，虽然容易解决，但对扭转整体贸易形势影响不大；因此，英国方面认为改变中英贸易形势的核心是解决第二个原因，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通过“修约”来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清朝内乱
几乎就在中国朝野上下相庆广州反入城斗争“胜利”的同时，英国即开始谋划向清朝提出新的更为苛刻的要求。道光三十年冬，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列强认为这是加紧从中国攫取利益的大好时机。起义的迅速发展，加上起义者信奉的拜上帝教的教义部分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使西方殖民者产生了绕开刚上台即持更为强硬外交路线的清朝咸丰帝和政府利用与起义者的“合作”来获取经济利益的幻想。于是，西方殖民者便推迟了向清廷提出要求，全力开辟各种渠道对太平军进行渗透，以争取太平军的“合作”。1853年4月和12月英国公使文翰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分别乘兵舰访问过天京。西方列强与清朝正在打和拉的阶段，还不曾找到侵略中国的走狗，而太平天国革命方兴未艾，也不得不采取等待一些时候的政策，伪装中立，以与太平天国周旋。至咸丰四年（1854），西方殖民者在历经数次活动毫无收效之后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根本“不能从太平军的胜利中捞到什么油水”。这样，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又回过头来再向清廷提出他们蓄谋已久的侵略要求。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民间排外活动时有发生。当时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叶名琛采取默许态度，对一切外国的投诉均置之不理。
世界形势
1853年至1856年间，爆发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与沙俄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9月8日：英法联军在围攻349日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俄军战败。1856年3月30日：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撒丁王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签署巴黎条约，正式结束克里米亚战争。奥地利交还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宗主权予奥斯曼帝国。俄罗斯放弃所有占领地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域被保证，黑海内不得驻军。沙俄战败，因而转向东方发展，企图用侵略中国来弥补损失。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中国。美国则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
1857年，印度发生民族大起义，失败后印度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看到英国在东方的成功，法国也开始谋求在印度支那建立殖民地。
战争起因
亚罗号事件
咸丰六年（1856年）10月，英殖民主义者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了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是已过期。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有嫌疑的水手，按道理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但是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据理力争，态度强硬，而且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1856年10月23日，英军开始行动，三天之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27日，英舰炮轰广州城。29日，英军攻入城内，抢掠广州督署后退出。12月，洋行夷馆被毁，尽成灰烬。一艘自广州开往香港的英国邮船遭劫。1857年1月，英军焚烧洋行附近民宅数千家，后因兵力不足，为等待援军而退出珠江内河。
马神甫事件
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于咸丰七年（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到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清政府交涉。
咸丰三年（1853）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1814-1856）非法潜入我国广西西林县，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他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结当地官府和土豪，欺压人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并纵容包庇教徒马子农、林八等无故在乡间起衅，进行抢掳奸淫，肇事多起。他们作恶多端，而又逍遥法外长达3年之久，激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上控省大吏。六年一月二十四日（2月29日），新任西林知县张鸣凤根据村民控呈，调查据实后，将马赖及不法教徒共26人逮捕归案，依法判处马赖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余分别论罪处罚。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波拿巴）及其政府，为了进一步取得天主教的支持，巩固军事独裁及扩大资产阶级的海外权益，遂抓住这个事件，借口挑起侵华战争。八月二十九日，法国通知英国政府，准备派一支法国远征军到中国。次年联合英国出兵侵华。
战争经过
广州城战役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可拆分为“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与“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1856年战争爆发到1858年联军抵达天津附近海域为止签订《天津条约》，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1858年爆发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到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为止。
1856年，英国借口广东水师在广州黄埔捕捉中国船“亚罗”号上的海盗，派兵进攻广州。法国借口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亦出兵入侵中国。
1857年12月，英法侵略军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12月12日，额尔金、葛罗分别对叶名琛发出以10日为限的通牒。此时，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等地区的爱国志士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1858年3月，四国公使同往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要求他们返回广东。四国公使却决定集结军舰，北上天津。4月中旬抵达白河口。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所谓“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加紧军事准备。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弃守逃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孤立无援，大沽失陷。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6月13日，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
①公使常驻北京；
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③外籍传教士得以入内地自由传教；
④外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商；
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
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此外，俄、美公使还利用“调停人”身份，以狡诈手段，分别于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同年，沙皇俄国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陆续南下。咸丰帝对条约内容感到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不容修改《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撤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海军司令贺布亲率12艘军舰从拦江沙开往海口，下午3时贺布下令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清军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英勇抵抗，发炮反击，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由于清军火力充分，战术得当，击沉击伤敌舰10艘，毙伤敌军近500人，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英法联军惨遭失败，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一次的胜利。
同年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英法进犯京师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帝国主义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侵略军占大连湾，法侵略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帝国主义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火烧圆明园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1860年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并掳去英国派往负责洽谈停火之谈判代表巴夏礼和士兵等39人。
1860年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清军全军覆没。9月22日咸丰帝等则以北狩为名携皇后、懿贵妃等离京逃往热河避暑山庄。10月6日，英法联军包抄了驻扎在德胜门和安定门的僧格林沁和瑞麟部，晚上9时许，法军准备侵入圆明园，遭到首领太监任亮率领的二十多个太监的拼命抵抗。
10月7日上午，法国军队闯进圆明园，开始了疯狂地抢劫，下午到达的英国士兵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圆明园内最珍贵的东西被洗劫一空。时人赘漫野叟在《庚申夷氛纪略》中记载，圆明园“御内陈设珍宝、书籍、字画，御用服物，尽被搜括全空”。英国首席谈判代表额尔金把洗劫圆明园的责任推卸给法军，他在《额尔金勋爵的信件和日记》中描述了圆明园被抢掠的惨象：“劫掠和蹂躏这样一个地方，已够坏了，但更坏得多的是破毁。原来总值一百万镑的财产，我敢说五万镑也不值了。法国兵用尽一切方法撕毁最美丽的丝绸，打碎碧玉饰物和瓷器等等。”
然而，侵略者并未到此为止。根据法国人皮埃尔·马蒂埃的《从巴黎到八里桥》、埃利松的《翻译官手记》和帕吕的《远征中国纪行》等资料记载，10月7日下午，英法联军开始放火，圆明园大宫门外朝房被焚烧，时值西北风起，火势越发旺盛。10月9日，英法联军撤出圆明园后，清军才将大火扑灭，此次大火连续烧了三天。11月8日（农历九月二十五日），内务府大臣明善、内务府总管王春庆两人亲往圆明园详查情况，根据随后奏报的《明善奏查得圆明园内外被抢被焚情形折》记载，八月二十三日（10月7日），英法联军焚烧了圆明园的九洲清晏各殿、长春仙馆、上下天光、山高水长、同乐园、大东门等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