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退寒来洲起，沼成浪静冰封。绿毡百里染霞中，怀抱几盘彩镜。轻步藜蒿沙地，鹤鹅溅起无踪。微风飘近卖鱼声，圆我佳肴旧梦。”吟咏这首老词的是江西修水县文化馆的郭馆长，六十多岁的年纪，身体格外硬朗，略带点江西口音的顿挫，很有点当地戏曲饶河调的韵味。倒是和面前开阔的鄱阳湖，星星点点的舟船，如黛如雾般的远山盛景非常的合拍。
我和他坐在船头，虽然柴油机的轰鸣声有点破坏湖光意境，偶尔还有呛鼻的燃料油烟飘过，但聊聊鄱阳湖两千年的传说故典，点评几句同样放舟湖上的千古风流人物，倒不让人觉得厌烦。
可船舱里的曹队显然没我们这份闲情雅致，正一个人闷头看着一大摞厚厚的卷宗，手上摆弄着不锈钢的保温杯。小雷和当地水务局、公安局的几个同志在船尾闲聊着，不时拿起望远镜在湖面上搜索着，但千里碧波如洗，偶有白鹭惊飞，又能看到什么不同？
我是九六年的春节刚过，北京城的鞭炮还零零落落的响着，就被曹队从家里拽了出来。飞南昌的飞机上，他才告诉我去鄱阳湖的原因。
九五年秋天的时候，江西省文化局邀请了中国考古研究所的几位专家，考察鄱阳湖的海上丝绸之路。自唐代起，景德镇陶瓷的繁荣，使得鄱阳湖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陶瓷外销的水路运输通道，湖岸边更是码头林立，商铺绵延，繁盛了几百年之久。于是专家们便把鄱阳湖列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准备深入的进行文化和考古研究。
这一批的专家还包括当地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当地的水文、地质专家、几名潜水员，大约三十人，乘坐一艘一千吨级的考察船进入了鄱阳湖。起初，考察一切顺利，湖面天气晴朗，能见度很高，考察队利用枯水季节，鄱阳湖水面较低，先考察了古枭阳城的遗址。又进入湖心地区进行了水下考察，很幸运的在湖底的淤泥中，发现了一艘古沉船的残骸，还打捞上来了几件似乎是明代的碎瓷片，大家为此都很振奋。
鄱阳湖这地方很怪，从唐代开始，就经常发生沉船的事故。而沉船的原因更是邪乎，往往前一刻湖面还风平浪静，忽然间，天上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湖面会出现巨大的漩涡，大浪涌起一丈多高，船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有时，在这种诡异的天气下，一次有过十几条船同时沉没的情况。
古时，船只多为木制，禁不住大浪还可以解释，但到了近现代，变成了钢铁巨兽，依旧会沉入湖底。最有名的抗战时，日本有条运兵船叫神户号，两千吨的排水量，四二年时载满了劫掠来的财宝，从鄱阳出发，经九江去上海，同样遇到了天光骤暗，狂风大浪和漩涡，毫无征兆的沉没在了湖底。
日本驻华部队派出了十几艘船去搜索，但连神户丸的影子也没见着，反而又失踪了两艘。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得知了神户丸的事情，就委托美国的一家打捞沉船的专业公司来打捞，没想到美国的打捞船也沉没在了鄱阳湖，有几个工作人员侥幸生还，但绝口不提当时遇到的事情，有人还在获救后不久，精神失常。没有人知道谜底，不知什么原因，民国政府封锁了消息，但还是停止了打捞工作。
解放后，鄱阳湖船只失踪沉没的事件并没有减少，郭馆长告诉我，仅仅七八十年代，就有一千多艘船只沉没，所有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沉船事件里沉没的船只就超过万余艘。但奇怪的是，很少有发现沉船的报告。要知道，鄱阳湖的平均水深七米多，最深的地方也只有三十多米，一万多艘沉船，足够铺满整个湖底。这些年，鄱阳湖的水面逐步缩小，枯水季节时，大半个湖底都会裸露出来，可也没有看到沉船的残骸。要说古代木船时间长了，完全腐朽掉了还说的通，但那些近代沉没的钢铁船只又到哪里去了呢？
所以考察队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的事，足够让大家欢欣鼓舞。考察队干脆把船停在了湖中，标记好沉船的地点，准备第二天早上，对沉船进行全面的打捞。可谁也不知道当天夜里发生了什么。根据附近渔民的说法，凌晨的时候，湖上狂风大作，还有短暂的雷声，湖面上有一大团明亮的白光升起，但没多久湖面就恢复了平静。
但科考队那条千吨级的科考船，连同船上的三十多人都失踪了，在天光放亮的早晨，无声无息的消失了。江西省政府出动了几十条船只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历时一个多月，一无所获。
与之前所有的失踪事件一样，考察队的船如同蒸发在了空气里，搜救毫无线索。大约一个月以后，在鄱阳湖最南端的军都湖里，有渔民发现了潜水员的破碎的潜水服，氧气瓶，经过辨认确实是科考队失踪人员的装备，一个新的疑问随之而来。
军都湖与鄱阳湖本不相连，只有在涨水季节的很短时间里，两个湖才会通过狭窄的水道连通。科考船失踪时候，早过了涨水的季节，这些潜水服和装备是怎样从鄱阳湖来到军都湖的，所有人都想不通。而在军都湖里并没有找到科考船，这船又去了哪里呢?
有人推测，鄱阳湖底也许有通道与军都湖相连，遇难的潜水员正是被卷进了漩涡，沿通道到达了军都湖。也有人推测，当天夜里湖面发生了水龙卷风，科考船倾覆，而船上的一些装备被风卷走，落到了军都湖。更有当地渔民认为，科考船在水下的挖掘，惹怒了湖神，是湖神吞没了船只，而遇难者被湖神抛到了军都湖里。
湖神的说法显然荒诞不经，而前两种推测听上去有点道理，但实在缺乏证据的支撑。在科考船失踪前的一刻，修水县科考队的临时大本营里，曾经接到了科考队的海事卫星电话，打电话的是船上的副总指挥卢之祥教授，他只是告诉大本营，湖面上突然浮起了很多发出银色光芒的光点，像是某种自身发光的浮游生物，数量很多。而这时，卫星电话被强烈的电磁信号所干扰，听不太清卢教授的声音，不久电话中断，再没有了联系。
也正是因为电磁干扰的事，科考船的失踪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注，干扰源是什么？干扰是如何形成的？干扰装置又是谁控制的？事件背后的谜底已经超过了找寻失踪人员的意义，曹队所带领的小分队只是第一批的先遣队，后面还会有源源不断的装备和人员补充进来。
曹队的小分队由六个人组成，除了我和小雷，刑侦大队技术处的蒋敏和小古，我们也是老相识，只是还有一个叫李国良的干警我不认识，而曹队似乎也不熟悉，只告诉我是北京雷达部队支援来的同志。我们到了南昌，又汇合了当地公安局的四名干警，乘车到修水时，水务局的同志和文化局的老郭加入进来，当我们坐船进入鄱阳湖时，船上的成员已超过了二十人。
显然，这么大的行动小组，并不是曹队所希望的，他不得不花了大量的时间协调安排人员的工作，还好，水务局领队的老陈，是个办事颇有章法，协调能力极强的干部，把行动小组的后勤工作大包大揽下来，分担了曹队最头疼的日常事务。
我们上船之前，开了一次工作会，制订这个阶段的工作计划。在曹队的分析中，我们除了寻找失踪的科考船，还有两个重要的工作要完成。一个是寻找干扰源，一个是搞清楚科考船失踪前，水上发光的漂浮物到底是什么，它与科考船的失踪到底有无关系。而这几项工作都需要进入湖中完成，所以曹队的计划是直接将指挥部设在船上，只留少数人员在岸边建立接应和补给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这计划简直就是上一次科考的翻版。
曹队的计划完全依据我们掌握的现有情况而制定，表面看上去针对性很强，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完全无法对未知的突发状况有应对的措施。虽然我们携带的设备、武器远比上一艘科考船完备，但我们对失踪船只所遇到的危险一无所知，这种盲人摸象式的搜索，我觉得很难起到效果。但看到曹队似乎是考虑良久的决定，而自己也没有更稳妥的方法，便没有开口。
没想到的是，曹队刚刚说完工作计划，在整个小分队里，平常说话最少的李国良把话接了过去。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仿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庄子《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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