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易的小说系列中，魔门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这个神秘的宗派渊远流长、人才辈出，虽被人以魔呼之，但详考其行为事迹，实不外是由八个被边缘化了的小行会之间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黄易小说中虽然未曾明白地描述出魔门的历史源流，但循着小说中些许蛛丝马迹，却可以约略描述出魔门发展、构成的大致轮廓。
在黄易小说的历史世界中，若将《荆楚争雄传》之类的中短篇忽略不记，最早当可追溯至《寻秦记》的年代。在那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之世，大地之上还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王者，百家争鸣就意味着每种理念的推动者，都可以平等地向林立的候王推广着自己的思想。没有中心，就意味着没有边缘；没有一个人被高抬为永远正确的神，自然也就不会有人被踩落为魔；所以在《寻秦记》的时代，还未曾看见魔门活动的痕迹。
然则好景不长，秦国一统天下，汉室继秦而兴，君权开始膨胀而笼罩一切，官方意识形态亦随之成为天地间唯一响亮的声音。于是一些原本亦曾活跃一时的阶层，由于价值取向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尽相同甚且背道而弛，逐渐变得黯淡而失语。于是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保存自己的理念，结成了以六卷《天魔策》为最高指导宗旨的共同联盟。
在这个联盟中包括了以从事服务业的女性组成的阴癸派，由刺客、雇佣兵们组成的补天阁，代表商贾阶层的天莲宗，保存了原始道教残余的真传道(分为道祖真传与老君观，这个分支极具象征意义，颇可解释“魔”字的由来)等两派六道。当然，由于各行业兴废上的时间不同，这个由两派六道共同构成的主体应当是在一段较长的历史阶段内逐渐形成。
因为他们与主流相悖，使得他们的一切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从而公众对于他们由于无法理解而产生了种种的揣测与传说，而他们的形象又进一步在这些揣测与传说中走样变形，这几乎也是所有被边缘化的团体的共同境遇。而主流话语对边缘团体的打压，在正统写法里，也就叫做“卫道伏魔”。同样，总有些想进入主流话语的团体，通过对边缘团体的打压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从而取得主流话语辅翼的地位，比如佛、比如道，徐子陵所谓“千年道魔之争”，大抵便由是而来。
从这样一个历史理念出发，也便可以对魔门两派六道分别进行考察，从而得出关于魔门历史的一个大致印象。
阴癸派：从字面意义解，阴与阳相对，亦可视为女性的象征。癸的字面意则为女子月事(由此推想厉工的“紫血大法”，实令人不寒而粟，学这东西比学《葵花宝典》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癸另一层意义则通“揆”，《史记》称“癸之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故曰癸。”由是可见，阴癸二字实含有由女性而掌控天下的意思。
阴癸派掌握着《天魔策》中最精华的部分，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阴癸派的历史由来最为悠久。毕竟从事服务业的女性工作团体的历史，至迟在春秋之初已是有史可稽。而且这一阶层从来未曾中断，但在历史中历来都处于边缘的地位。在《寻秦记》中，这样一个阶层的实力已经颇为可观，如朱姬、单美美之流，几可以说是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天下的典范；稍次一流的凤菲、石素芳等，亦是名动公卿，影响甚大。
虽然此时她们还都只是在命运面前消极应对，缺乏主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握自己命运的自觉。但相信这许多蕙质兰心的女子，在过多了随波逐流、朝不保夕的生活之后，终究会有人蓦然醒悟，意识到自己这个阶层存在的巨大潜力，尤其当她们有幸得到《天魔策》这样具有颠覆意义的指导性文件之后，阴癸派也便应运而生。
从《大唐》里看来，阴癸派如绾绾、白清儿，均颇得通过男性征服天下这一原则的精髓；《覆雨》中的陈贵妃与白芳华，更是将这个理念发展到一个新高峰。当然，在隐秘的历史中，阴癸派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只怕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巨大，比如则天武后、比如陈圆圆。甚至哪怕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些社会热点新闻中，窥见阴癸派传人们活动的窈窕身影。
补天阁：游侠文明的历史亦属悠久。春秋战国之世，刺客可以堂而皇之活动于主流历史，但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刺客们的黄金时光随之嘎然而止。他们一下子由门客甚至是国士的上层社会沦落为遭受主流社会排斥的边缘团体，相信刺客阶层中的许多人都对这样剧烈的身份转换非常不适应，在荆柯与高渐离的前仆后续中，其对秦始皇帝的仇恨程度，相信多少带有这个原因的影响。
刺客所奉行的准则与正常人是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必须时刻准备抛家弃子、背叛亲朋(具体事例可参见聂政、豫让等刺客前辈)。也正因此，当他们失去奉养，要融入正常人的社会，也必然最为困难。刺客团体的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伙伴，这同时也意味着刺客团体哪怕在魔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也是处于边缘的位置。这或许也是补天阁的传承如此神秘以及补天阁的武功在两派六道中并非特出的主要缘由。
邪极道：邪极道的成立时间未曾明言，但在《边荒》中，向雨田可以做为一个座标。此时距淝水之战不远，淝水之战为公元383年，据石清漩的说法，在向雨田之前，至少有十二任邪帝。古人二十行“冠礼”，即今日之成年仪式，担任一门之长的，至少也应是成年人，《大唐》中跋峰寒说起：“七年前只二十岁就登上掌门之位”，从其口气中亦可推断出当时二十岁能当掌门实属特例。由此上推，大致可推断出邪极道成立的下限当为公元110年左右。而《大唐》中提及第一代邪帝谢泊“不容于当时独尊儒术的正统社会”，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则在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由此可知邪极道成立时间的上限当不能早于公元前132年。
《大唐》中曾提及第一代邪帝谢泊寄情医道，但并不能就此认为邪极道的营生仅此而已，否则实难以解释“邪极”二字是何来由。在《大唐》中，谢泊发现“邪帝舍利”的过程颇堪玩味。虽然近来回到过去的人员有爆增趋势，但在没有直接证据之前，恐怕无法认定谢泊跑到齐国古墓里是从事考古工作。
盗墓亦是源远流长的一大行业，有汉一代，如谢泊之类的行当更是盛况空前，以致刘邦立国时便要“以秦始皇守冢二十家”来防盗。王子今先生的《中国盗墓史》对此有专章叙述，此处不多赘言。现在的考古发掘中，“秦公一号”墓、河南上蔡楚墓中，汉代盗洞之多令人咋舌，亦可为一佐证。如此则丁九重那一身过时的装扮，其来路恐怕也有可以解释的地方了。
邪极宗的门人在汉末乱世中亦曾有过进入主流的机会，董卓、曹操甚至曾专门为之设立“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的职位。然则这等营生终究为天下人所恶，是以邪极宗列名魔门，为世所恶，亦可理解。
天莲宗：《大唐》里安隆的出场，便是商会首领，这颇可视为天莲宗所处阶层的代表性一幕。商贾阶层的黄金时段便是《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起止时间，即从春秋战国至西汉初年。当日家资亿万的大商贾地位可比王候，司马迁称之为“素封”，在当时的主流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与魔门其他流派阶层一样，正处于成形阶段的商人阶层在汉武之世遭受重挫。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行算缗令，对商贾征收财产税；元鼎三年(前114年)又令杨可告缗，从此“杨可告缗遍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此后数千年中，在儒学笼罩一切的语境下，商贾一直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天莲宗的成立，亦当在这一时间之后。安隆与辅公佑的投机性格，亦带有商人阶层普遍心理状态的深刻痕迹。
真传道：这个派别与融入主流的上层道教相比较，可以十分典型地诠释“魔门”的“魔”字是何由来。此派分为道祖真传与老君观两派，然则两派都体现了原始道教的特征，即对男女房事的重视与研究。
早期黄老道是否可归入道教历史，学界历有争议。但成制度的道教最早见于汉末的“五斗米道”，却是毫无疑义。五斗米道起自民间，采取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将治下的教民编户管理，称为“种民”。而由普通百姓成为“种民”，则必须经过一个男女合气交接的仪式，即至今仍保存于《正统道藏》中的《上清黄书过度仪》，其间对于男女性事种种姿式、时间、技法，有着极为详尽乃至苛刻的规定，以此来作为入门仪式，足可见原始道教对于男女性事间的重视与研究。
然则自曹操迁张鲁入关中，道教逐渐脱离民间，走向上层化。在道教主流化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按照主流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来审视原本传承自民间的种种风俗，隐藏掉一些与主流社会不符的仪式仪轨，由此获得主流社会的接纳。
是以南北朝时，陆修静、寇谦之分别从南北着手整顿天师道，对于男女性事的研究，亦在这一时候被彻底地从正统道教边删除。寇谦之措辞严厉地称这些原本曾堂堂正正地属于道教传统一部分的东西是“三张伪法”，是“妖妄之言”。妖与魔并称，于是这些保存了“妖妄之言”的“妖道”，自然也便由正道沦为魔门。
真传道的境遇，可谓极好地揭示了与主流社会不符的边缘化团体如何被主流社会妖魔化的过程。
灭情道：在《大唐》中，关于灭情道的资料甚少，席应甫一出场即行倒毙，实为过场人物。惟有从尤鸟倦与安隆那句“找相公”的对话中，或略可窥见席应所从事职业的端倪。
我们应该注意到，实质上在散花楼推开厢房后，席应与边不负“各拥一女”，并不曾如安隆所诉般抱着个“相公”，是以此话似可以视做安隆对于席应所从事职业的一种反讽。
此外，书中在介绍席应相貌时使用了“白晢清瘦”一词，而更具象征符号意味的是让席应披一席青衣(不知道梅派、张派、陈派，也总看过张国荣GG的《霸王别姬》吧？)，则席应的男***业从业者的身份，可谓呼之欲出。
关于席应身份的另一个证据，其实可以追考至黄易的《寻秦记》。在这段同样由黄易书写的历史中，龙阳君与赵穆，正好可以与笔者上文所提出朱姬、单美美交相辉映，由此可见黄易的武侠世界中，本身便注意到了男女服务性行业间的对称。沿着这个思路走下来，在魔门这一数量对偶并以阴癸派为首脑的派别中，给男***业从业者留下一席之地，实属合理推断。
据此，祝玉妍与席应反目良久后，又复勾结在一起这一曾令安隆与尤鸟倦大惑不解的问题，或许可以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毕竟不管怎么说，二人间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最为接近，当年华逝去，心中的那份感受也最可互通，相互间的慰藉也便最能搔到痒处。如此则祝玉妍推许席应的“自创功夫”仅次于石之轩，实在顺理成章，而复意味深长。
男***业从业者的命运，与女***业从业者差堪仿佛，或者说更差一步。这一阶层的盛世亦在于春秋战国至西汉阶段，龙阳之癖与断袖分桃这两句成语均出于这个时代，而且在这一阶段他们历史上还出现了卫青这一赫赫英雄，然则自两汉之后，男***业从业者再难登上主流历史舞台，灭情道的成立，应该便是在这个时候。
魔相道：由于资料太少，无法推断魔相道的具体营生。从赵德言的所方所行来看，可谓略具纵横家风采，而其曲线“救”国的方法，亦似乎为后世吴三桂、汪主席等所继承，然仅据目前资料，无法断言其来源，姑且存而不论。
花间派：之所以将花间派列在最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花间派一位不世出的人物，不但影响了魔门今后的斗争方向，更几乎影响了整个历史。
《大唐》中的候希白以画技出入王候府邸、以替人画肖像为生计，很好地揭示了花间一脉颇具艺术气息的小手工业者的身份。书画艺术的成形当在两汉之际，书画词赋本属高门大阀的专利，然则魏晋之际，篡位权臣四起，道德沦丧，一帮出身高门大阀的公子出于对黑暗时局的忧仇愤慨，选择了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人生态度，相信花间道的萌芽，亦当在此时。此后庶族逐渐掌控了实际政权，隋末唐初之际，正是门阀世族体系整体崩溃的黎明前夜。在这个时间段上出现了石之轩这样的历史性人物，不得不让人感慨于伟大导师对于历史进程与英雄人物之间辩证关系的论断是何等英明。
与魔门其他流派相比，花间道份属主流社会的边缘团体，这一属性决定了它在魔门两派六道中的尴尬地位，而花间传人传承自世家大族的自命风雅，同样也使得他们与其他魔门中人格格不入。是以花间一脉几乎注定得不到《天魔策》最核心部分的传承。然而花间传人的出身以及他们对于主流社会的相对融入程度，却又使得他们对于魔门同伴，相对而言保持着一分天然的优越感。隋末唐初，当这一对宿命般的矛盾集中到一个骄傲的花间愤青传人身上时，他寻求解决矛盾的过程几乎改变了历史巨轮转动的方向。这一段关于石之轩的历史，留待另文叙述。
魔门的对手本来是整个主流社会，而不应当是佛、道二门。然而在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的数千年前，魔门领导人的觉悟在很长时间内未曾意识到解脱自身枷锁的关键在于让自身成为主流。做为联结两派六道的一个松散联盟，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核心价值只能是《天魔策》。《天魔策》号称古今四大奇书之一，想来包罗万象。如果落在战国时政治家的手上，或许可如注《老子》般解注出无数治国之道。然而魔门各阶层从未曾真正成为主流团体的领导者，在政治上缺乏自觉。是以他们只能从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角度出发来解读《天魔策》，也便是在斗争中保全自己的武功，以及追寻超越死亡的天道。在佛道二门自愿跳出来充当镇压魔门的打手之后，他们的目光也便无法越过佛道二门这两个直接对手身后看出他们最大利益的所在。于是魔门与主流社会之争渐渐也便变成了所谓的道魔之争、佛魔之争，甚且在一个名为慈航静斋的后起之秀争取到主流社会长期打手资格后，魔门的格局一降再降，斗争的目标竟尔变成了慈航静斋。
从魔门斗争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保持先进理论指导的重要性。由于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引，边缘阶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由自发斗争上长到自觉斗争的高度，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
但是，历史总是有许多偶然组成的必然。隋未唐初魔门中一个天才的个人行为，无意中开启魔门斗争的新方向。自石之轩之后，魔门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斗争从剑峰相对的武林争斗，走向了与天地为棋盘、众生为棋子的搏奕大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