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丧一切事宜处理完毕，到送葬世宗之后，柩前继位的新皇刘维箴方才回朝，在群臣的拥戴下，于翌年（1042年）三月初七，嘉庆节当日，登基于西京乾元殿，改元正统，大赦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刘维箴是汉帝国既往帝王中，在登基事宜上拖得最久的一个，间隔有近半年的时间。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新皇专心哀悼，守孝治丧，而国家大事，则尽操于一干建隆宰臣手中，以许王刘曜、尚书令杜衍以及吏部尚书李昭贤“三驾马车”为主。
而从这个登基间隔，也可以看出，当帝国又迎来一个新皇帝之后，帝国政治格局如何，走向又将是如何？
同时，也正是正统元年的这次大赦天下，让“刑徒营”彻底在大汉帝国成为历史，曾经规模数以十万计的刑徒以及伴随着的刑徒营制，经太宗、康宗、世宗三朝，到正统时代，足足半个世纪的时间，方才彻底被根除，这也是第一个被彻底废除的“世祖之制”。
直接影响是，大汉帝国从此再没有能够从法制上任意使用的劳动力，为相关役用劳力的工程，朝廷每年又需额外多支出一大笔钱粮。
同时，消除了一个罪恶与垃圾收容所后，在所谓“仁德之治”进一步抬头后，帝国的治安情况，又开始反复了，罪案滋生，犯罪率抬头，社会的动荡与民生的不安同步加剧
当然，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至少再没有朝野的“仁人”们就此事非议攻讦，相反，不少人为此大唱赞歌。毕竟，这也算是“法治”已然深入帝国脊髓，根植国家体制的大环境下，“仁治”重新抬头的苗头与标志。
比如政法大学堂中，一个名叫孔彦辅的教授，就对此发出“陛下仁德圣明，从此天下再无刑徒”的感慨。孔彦辅，观其姓就可知其出身了，在帝国的学问界也算个名人，毕竟能在政法大学堂当教授，总是有把刷子的。当然，更出名的还是其兄孔道辅，生前最高曾官至礼部侍郎，在建隆朝也算个名臣了。
曲阜孔氏，自所谓“孔仁玉中兴”之后，在世祖朝，实则是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最沉沦之时，圣人光环几乎被彻底剥夺，这也是开宝时代帝国各家学说、流派发展壮大的背景之一。
但孔氏传承千年，香火不绝，自有其内在原因与处世原则，世祖皇帝也没有将之彻底夷除的想法，因此，在潜心治学养望，蛰伏四十载后，于雍熙朝开始重新抬头，等到建隆朝，世宗皇帝大兴文治之后，曲阜孔氏已经重新站在帝国思想界与文化界的核心舞台上。
等到正统皇帝刘维箴继位，孔氏就更加活跃与积极了，积极地向皇权靠拢，积极地奔走于政治，削尖了脑袋往朝廷钻。
毕竟，孔氏也实在不容易，有些流派，早在太宗时代就迎来春天（比如湘江、睢阳、嵩阳、闽学等），而他们四十载蛰伏，四十载兴复，到正统皇帝时代方才真正抬头挺胸。作为圣人之后，何曾受过这等委屈
而从孔氏的逐渐复兴，也能看出正统时代的一点特征了。世宗皇帝推行的文治，抛开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花样，本质上是以“法治”为核心，而从正统元年开始，大汉帝国的文治，又不可避免地向“仁治”妥协了。
当然，不管法治、仁治，根本而言都是人治，根本目的，则在维护皇权的稳定，帝国的统治。
与康宗皇帝不同，刘维箴这个皇太孙，看起来的确平庸，甚至不如康宗潜龙时期的英睿与灵气，如果不是出身在那儿，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寻常之人能够成为统治万方的帝国皇帝。
当然还是得说一句，短智不代表弱智，刘维箴还是个正常人，与司马衷那样的奇葩还是没法比的。只不过，在当下大汉帝国皇帝这样光芒万丈的职位衬托下，他自然显得寻常乃至平庸了。
不过，刘维箴有一点特质，世宗皇帝看得也是真准，他老实，不折腾，老太傅张俭看得也准，能听人言，就是耳根子有些软
虽然从登基伊始，建隆八年以来被世宗皇帝整整压制了十六年的臣权又开始慢慢抬头了，但综刘维箴整个统治生涯，都算一个实权皇帝，只是权威远无法同头上几尊祖宗那般强大，对朝局朝臣的掌控力相对薄弱罢了。
正统时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对建隆时代的延续，整个帝国自上而下，从国策到体制，都是世宗皇帝那一套。
而这份延续性，说是对世宗皇帝的尊重也好，还是皇帝本身平庸也罢，但至少让大汉帝国的巅峰时段有延长了几年。只不过，作为帝国的掌舵人，缺乏如先帝那般敏锐的洞察力与出色的协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再向以往那般平稳前行，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也不得不说，世宗皇帝对刘维箴的看法是准确的，他也的确不能算是一个折腾的皇帝，终其一生，没有修宫室，筑奇观，节俭不至于，但也没有过于铺张浪费，也拒绝了朝臣提请的地方贡献。
不过，作为帝王，该有的享受一点没少，尤其在女色上，后宫佳丽上百，而物质生活上，仅少府近百年积聚之财货，也足以供应他了。
另一方面，综刘维箴整个统治生涯，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深入的、具备政治意图的巡视，只在中期，因洛阳粮困，到东京去住过几年，派遣重臣宰臣，巡抚地方，倒是经常做。
在对皇帝这个职业的态度上，刘维箴也始终是一致的：朕安心坐朝，诸公尽忠治国。紫微城的崇政殿没有再更名，但刘维箴的的确确在垂拱而治。
垂拱而治，也并没有字面上呈现的那般简单，至少基本的权柄要掌握，天子的威严要保持。而刘维箴坚持的是，国家治理好了，有奖赏，出问题了，那么问责也是必须的。
刘维箴也不是没有底线，比如当大臣们再度向皇城、武德二司伸手的时候，他是坚决维护，六亲不认，谁的话也不听。只因为，世宗皇帝最后时光的教导，这二司是皇帝的底裤，是皇帝掌握朝局最有力的武器，是绝不容他人染指，也不容失控的。
正统皇帝显然牢记住了祖父的这个教诲，甚至有所发扬，使得皇城、武德二司的存在感，继续世宗晚年之后，再度加强。
也导致，在正统朝，发生了开国以来，内廷与外廷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对抗，这种对抗也是长期的，几乎贯穿刘维箴整个统治生涯。
虽然在中期，刘维箴曾迫于公卿大臣们的压力，将石全彬、陈巍等权宦罢免了，但“阉党”势力依旧，影响依旧，大臣斗阉党的热情依旧。
正统时代，也是大汉帝国思想与政治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在文明之火熊熊燃烧，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的背景下，很多学派都不可避免地走到一个尽头，面临着一种桎梏，包括以求实、包容著称的湘学。
也正是在这种的大环境中，以大思想家、教育家张载为代表的糅合了儒释道及诸多杂学的“理学”，依旧慢慢兴起抬头。当然大汉的理学，是地地道道的护法之学、治国之学、育民之学，本质上还是统治之学。
至于政治上，则开启了一个贵庶轮流“坐庄”的权力格局，这点，历任尚书令的出身便是集中体现，直到双方在不断的冲突与妥协中，逐渐合流。
说到底，不管是贵族集团还是庶族官僚，本质上都是权贵，是大汉帝国的统治阶级，在利益矛盾上的调和空间，可比上下阶级要宽阔得多。
即便从整个大汉帝国的历史维度来看，正统时代，依旧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在延续三代之治（世祖、太宗、世宗，康宗被毫不留情地剔除行列）的辉煌成果之余，帝国也不可避免地迎来一个拐点，一个下滑的拐点。
这是一个问题滋生、矛盾突起的时代，体制的弊端、国家病症，缺少一个强力皇帝的压制与调整后，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并逐渐深重。
而作为从上个时代一路走来的仁人志士们，对此也无法坐视，为了维持先帝创下基业的辉煌，他们也做出了努力，并付诸于行动，比如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崛起于建隆时代的名臣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