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田亩制度
内容介绍
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历代政权的兴亡治乱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衰替。唐代均田，故有贞观、开元之治；明初裁抑豪强地主，因而国富民殷。反之，如土地集中于巨富官绅，农民失所流离，则生产力遭到破坏，莫不酿成大规模农民起义。在封建社会中，农民是主要的生产者，土地是他们进行生产的命脉。
农民要求获得土地，以平均地产为核心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他们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反映。宋代钟相等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明代李自成以“均田免粮”号召农民起义；降至清咸丰初，洪秀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制度化，从而发展到了最高峰。平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有着它的演变过程、不同的历史作用和利弊。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它是落后的、倒退的和反动的。但是，在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打破封建大地产对农民的桎梏中，它不仅是一面鲜明的旗帜，而且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因为它起着推动生产力发展，解放生产力的历史作用。此制度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基本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权利。
历史背景
《天朝田亩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清朝中叶，土地已高度集中，过去王瑛已有专文论证（王瑛：《太平天国前夕的土地问题》，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本文只补充一些地方的材料。关于清代田赋之重且不均，本文则列证论述，而清朝官吏在粮赋上之浮收勒折，剥削小户农民，更加剧了土地问题的矛盾，这是应该着重揭露的。如果对这些方面有较深切了解，《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和意义便易于理解，故在本篇中概加叙述。
清代土地兼并之烈与地租剥削之重
土地兼并，历代皆然。这是封建地主的本性。不过，清朝从开国之始，八旗贵族就大肆圈占民田，汉族的显官豪绅，也凭借财势，广置田产。其结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广大农民沦为佃户，“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丘家穗：《丁役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例如江、淮之间各州县，农民耕种之家居十之五，衣食盐漕与工商各业者，居十之四，另外十分之一的地主阶级，“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然衣食租税者也”。[盛枫：《江北均丁说》，同注（丘家穗：《丁役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其他各省州县，情形也大致相同。清室贵族占田数额是很惊人的。乾隆时，大学士和珅田产多达八千顷。道光时，英和因罪田产没官，计有五七二顷余，琦善亦有二五六顷之多。汉族大地主所置田产亦不稍逊。如康熙时，刑部尚书徐乾学，田产跨苏、松两府之地，仅在无锡一县就买田“万顷”。詹事府的少詹事高士奇，家在浙江平湖，“置田千顷”。（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十四，第二三页。）到太平天国革命之际，徐乾学的后裔徐佩瑗，在江苏长州县还拥有千亩以上田产。与他同县的汪□，有田产三千余亩。吴江县庐墟的柳光薰，业田在四、五千亩之间。而与他同县的沈懋德，富甲一方，“有田万余亩”。[（光绪）《吴江县续志》卷十九，第五页。]常熟县的庞钟璐等四大家，也是邑中豪富。在湖广粮产区，环洞庭湖各县，膏腴沃壤，也是多为官宦绅衿所占。湘南虽是冲田坡地，却也集中到大户名下。如桂阳州邓氏，“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第二五页。]又如衡阳，有刘重伟兄弟，因经营山场木材业致富，“至嘉庆时，子孙田至万亩”。[（同治）《衡阳县志》卷十一，第五页。]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浔州府所属各县，地主占田之多，不亚于他处。如平南县的张姓、满姓财主，财富相埒，民谚有“江北张其耀，江南满国球”之称。桂平县也是“田多为富室所有，荷锄扶耜之伦，大半为富人之佃。”（吴铤：《因时论十·田制》，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五。）如金田村迤南至江口圩，一片平畴，土田肥美。这里石头脚村的陈家大地主，高堂华屋，富夸一方，还有新墟，莫村等处的凌姓、罗姓等家，他们共占去了当地十分之八的田地。总的来看，各省各州县土地集中的比重，虽各不相同，但“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则是普遍现象。[（民国）《桂平县志》卷二十九，第二页，“食货”中。]其结果就是，“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光绪）《庐江县志》卷二，第五页。]，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化。
土地高度集中，使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受地主直接剥削的佃户，他们所负担的地租，越来越重。清初，苏南地区“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到了道、咸年间，苏南租额“少者亦得一石出头，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额”（陶煦：《陶氏五宴集》“重租论”。），其中吴江最为突出，虽“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有民间诗歌描写道：“催租急于石壕吏，倾瓶倒筐向何藏，坐使农家注空釜，累累看汝堆仓箱。”[（民国）《南浔志》卷二十九，第二二页，“折股怨”。]如此超经济榨取，生产力怎能不遭到破坏。在这样的重租剥削下，农民“虽农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如此煎逼追比犹不为足，狡黠的田主，更有责偿其租于佃农之伯叔兄弟，亦有控告佃农“抗租”，买通胥吏，逮捕系狱，以至三冬岁末，为“欠租”而褴褛就逮，身陷囹圄者，“以一县计，奚止数千百人”。（《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真是人都说江南好，岂知江南乃地主之天堂，农民的地狱！”
清代农民田赋负担之重
在封建社会中，粮赋是中国专制政府的主要财源。明初，江南田赋就很重，迨至明末，增收辽饷、练饷与剿饷，天下嚣然。清承明制，相沿未改，虽在康、雍之时几次议减赋，但所减只是象征性的，实际田赋仍在增加。田赋按常理应由田主输纳，田多则理合多交，无田或少田，则当不纳或少纳。但清朝自乾、嘉以来，吏治腐败，居然颠倒其事。显官豪绅等大户，拥有千万亩田产，竟可不纳田赋，或巧为规避，虽正额亦“注缓”减收，以至沉重的田赋负担，大多转嫁到小户，自耕农和贫农的身上，其中情伪弊端，令人十分惊讶。先看江苏的情况。这里的缙绅大户，凭借其势力，“短交”粮赋，其缺额“自必取偿于乡曲之淳良小户，而为牵长补短之计”。（《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而小户穷民不堪剥削，往往诡寄粮名于大户名下，久之，其有限田产，便为大户所并吞侵夺。冯桂芬在《均赋议》中对粮赋弊端，说得十分具体，其谓：
“今苏属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绅户多折银，最少者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显志堂稿》卷五，“均赋议”。）
可见清中叶交纳钱粮，已完全不是以田地多寡腴薄为重轻，而是取决于势力之强弱。绅与民，大户与小户之间，每亩纳课相差竟达两三倍。更有甚者，“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六，赋役三。）的确，大户不交粮或减免、注缓，在江南不是个别地方，而是各县皆然。请看以下的例证：
松江：松江田赋，“皆因图蠹把持，图书掌握，田多者受贿兔脱，田少者无贿雉罹。
造册则朝更暮改，分数则换张移李，先后任其倒置，多寡听其游移。”（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均田均役议”。）
这里不仅说明大户财主行贿而“兔脱”田赋，而且揭露了清政府吏治的黑暗，一任胥吏图书，篡改粮册，使小户平民，代大户完纳，罹无穷之灾。
常熟：道光二十四年：“折色八元三、四角，洋合制钱一千三百零[5]。假如大户，票米十石零三升，竟以十石注缓，三升完缴。短价折色四元光景，仅要洋一角二分，将票米总算扯，每亩不过四、五十文；如小户，票米照数算，每亩必要一千零。顽佃蒂见不在内。此中甘苦，迥乎天壤也”。【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本）第五页。】
江南纳赋，向来有“短价”与“长价”之分。大户减价交纳，谓之“短价”，小户则加倍称之价征收，以补大户之亏欠，谓之“长价”。上例所说“折色八元三四角”，即指“长价”而言，“短价折色四元光景”，即表明大户所纳比之小户已短少一半。然此犹未使大户甘心，如上所云：大户以“十石注缓，三升完缴”，仅纳原额千分之三。而五十文与一千文相比，大户与小户所交赋额，相差二十倍。如此盘剥，小户那得不倾家荡产呢！
元和、吴江：“以（青浦、元和、吴江）三县而论之：青为上、元为中、吴江为最下。青浦之漕为清漕，纳赋者无绅无民，一亩之田，壹以粮一斗有奇，银一钱一分有奇为准；元和则城与乡，强与弱，已有所谓大小户者，然大户十犹约三四也；独吴江则不然，有十数顷之家，而所完无几者，有一二亩之家，而横征倍之者”。（陶煦：《租□》“辨上下”。）
如按作者所说，真所谓举世皆浊，而青浦独清。实则青浦是因周立春抗漕起义后，才使钱粮平均一些，苏州府的元和县，却是强者之赋由弱者代完，吴江则千余亩之家，有的几乎不纳分文。
浙江省漕赋征收的情况也和江苏相同，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的奏摺中说：
嘉兴、杭州：“盖一县之中，花户繁多，灾歉蠲免，悉听经书册报。世家大族，丰收者亦能蠲缓，编氓小户，被歉者尚多全征。且大户仅完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词，故闹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十一，“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大概情形摺”。）
绍兴、肖山：“兹查浙东八府，钱粮征数，以绍兴为最多，浮收之弊，亦以绍兴为尤甚。山阴、会稽、肖山诸县完纳钱粮，向有绅户民户之分，每正耗一两，绅户仅完一两六分至一两三、四钱而止，民户则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以国家维正之供，而有绅民重轻之别，以闾阎奉公之款，徒为吏胥中饱之资。官司以赔垫为苦，民户以偏重为苦。”（《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八，“□减绍兴府属浮收钱粮摺”。）
可见浙江交纳田赋亦有“大户”、“小户”之分，世家大族拥有大宗田产，却捏报灾歉，“蠲免”粮赋，其短交数额，却以浮收摊派小户来补偿，故当时有谓：“剜小户之肉，补大户之疮”。究其原因，表面上是胥吏所为，但本质上还在于清朝政权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苏、浙如此，其他各省情形也大体相同，在江西、湖北、广西等省，大户地主玩弄“飞洒诡寄”的手段，买田收租而不完粮，致使小户人家，田地已卖出数年，数十年，仍然照旧纳赋，这样就加剧了两极分化，使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愈益尖锐。
总的来看，清代的粮赋之重，不减于明代，而苏、松地区，犹有过之。在粮赋的负担上，极为不均：“大户仅完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大户只纳零头，或抗延不纳，小户则倍征暴敛，或田卖粮存。当时有人估计：各省地丁钱粮，富户所纳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十之七八取偿于小户。轻重倒置，民怨沸腾，抗漕戕官的案子，在道光年间纷纷而起。
主要措施
《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它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和社会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每个基层单位，建立一个“国库”，“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规定费用到“国库”领取；鳏寡孤独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由“国库”开支抚养。农民除耕种外，还要利用农闲时间饲养猪、鸡、蚕，从事纺织、缝衣、制作陶器、木活、打石等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
《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太平军所到之处，出现了没收地主、官僚的财产，焚毁田契、债券，限制地主收租的斗争场面。不少地主唉声叹气说：丰收“于我无份”；有些地区的地主全年地租“籽粒无收”。有的地区甚至把地主的土地分掉，太平天国政权发给“田凭”。除此之外，太平天国把一些庙宇祠堂占有的土地、公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耕种。以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这样一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挥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的地区出现了“谷物丰收”、“农安物阜”的繁荣景象。但另一方面，农民生产的产品除自给外，剩余的一律上交圣库，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实质是逆潮流的。
但是，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并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物，这是一种空想，加上连年征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太平天国在江西、安徽等地实行比较切合实际的“照旧交粮纳税”的办法。
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乡官制度。在太平军的区域内摧毁了各级地方封建政权，建立起农民的革命政权。凡县一级以上的负责人，一般都由革命军将领担任。地方乡官由贫苦农民担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地方官吏由人民选举，“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乡官如有贪污不法的，人民可以检举揭发，随时革退。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的发展。
对于妇女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也有一些进步的规定。
妇女和男子同样分配土地和生活资料；妇女可参与军政事务；
设置女官，开科取士；在宗教上，妇女和男子都参加拜上帝活动。还提出禁止缠足和买卖婚姻。这样，妇女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妇女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太平天国在婚姻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了把妇女当作商品的买卖婚姻。太平天国发给男女自由结合的结婚证书——“合挥”，上面登记着结婚人的姓名、年岁、籍贯等项目，还盖有龙凤图章；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在军事制度上，太平天国的组织建制充分体现了寓兵于农，兵民合一的特点。为保障战争的供给，地方和基层在守土官和乡官的带领下，“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战争一旦发生，所有士兵都要上战场：没有战事的时候，所有的士兵都要放下刀枪去耕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