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发展
东汉对西域的商业交换，一是以政府使节的名义，派遣商队到各国进行贸易；二是商人自行结伙组成商队，沿丝绸之路把大批丝绸运往西域，远者达中西亚和欧洲，再把这些地区的皮毛制品和香料运到汉朝来。[118]
城市繁荣
东汉的宽商政策推动了从洛阳、南阳为中心的一大批工商城市的兴起。作为东汉首都洛阳，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其人口数远远超过了西汉都城长安。洛阳的街道上，车马行人熙熙攘攘，非常繁华。据王符估，在洛阳经营正当工商业的“浮末”人数比农夫要多倍，而专门从事为富人提供淫侈消费品的“虚伪浮末”人数又比“浮末”多10倍，足见洛阳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的城市。[245]东汉人王符说：“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划此”。说明当时商业的发达和经商者之多。
除首都洛阳外，苑、成都、临淄、邯郸、吴、番禺、丹阳（今安徽当涂东）、豫章（今证西南昌）以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商业都很发达。东汉时地主，官僚、富商三位一体，趋商者日多。有些人因经事而成巨富，如富商孙奋竟有钱1.7亿多，有奴仆800余人，商人活跃，贸易兴旺，带来了城市的兴起和繁荣。[118]
人口
多数研究认为，东汉时期的峰值人口在6000万人以上，略高于西汉时期。《中国人口通史》考证公元157年东汉疆域内人口为6500万[247]（一说7200万）[244]。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如西汉时，都城附近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地处关中地区，人口特别稠密，共有240多万。到东汉时，关中战乱频仍，残破不堪，人口锐减至50余万。兖州也由780多万减至400万左右。相反，南方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扬州人口从320多万增到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到620多万；益州人口也从470多万增到720多万。
东汉初，全国在籍人口有2100余万，明帝末年（75年）增加到3400多万，章帝末年（88年）上升到4300多万，和帝末年（105年）达到5300多万。[174]东汉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在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口56476856[110]，现代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
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及百越等民族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111]，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14][112]。
教育
为了培养精通儒术的统治人才，光武帝开国之始就重视教育事业。建武五年（29年），在洛阳建立太学。光武帝亲到学支持鼓励，人太学者甚多，一时形成“诸生横巷”的盛况。明帝时，又扩充太学，太学生达3万多人。另外，各郡国也都兴办学校。一些大儒也收徒授业，学生成千上百。东汉教育的发达班固赞为：“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培养了大批封建铁治人才，扩大了官僚队伍的基础。[173]
在发展东汉的教育方面，邓绥、梁妠两位太后做了大量工作，邓绥让近臣、宫女、贵族子弟都受教育，这种无论男女、富贫、贵贱，都令之受教育的思想可以称得上开明、先进了。梁妠厚礼聘请著名的儒者出山到太学授业，她们利用各种渠道来发展东汉的教育事业，这一贡献确实是卓著的。[185]
邓太后还创办了男女同校学堂。元初六年（119年），她征召五岁以上的亲王和邓氏的男、女共七十多人，到专门开设的学馆中学习经书。[186]邓太后为皇室和邓氏近亲的子女开办的学堂，可以说是把女子家庭教育上升为学堂教育。这样开拓性的教育理念，在当时可称得上一大创举。[187]
邓绥亲自办官邸学校，兼收女生，开创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及男女同校的先河，[240]被视为男女教育平等思想的萌芽，是女子教育史上一次划时代的突破；使女子教育第一次从家庭教育迈向学校教育。[242]
思想
西汉末年，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思想继续发展，谶纬迷信开始广泛流传刘秀当初为了称帝，就用符瑞图谶来证明他当皇帝是“天命”所归，是神的意志。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谶纬崇信更甚。用人施政都要找谶纬作根据；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以谶纬来“决定嫌疑”；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都以谶纬为指归。
直到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思想家王充著成《论衡》一书，[183]提出无神论，构建了相对系统的无神论思想体系，试图唤醒当时的百姓，打破人们对谶纬神学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引导人们回归现实，以促进社会生活的正常化。[184]
和熹邓皇后更是反对巫蛊迷信，一临朝即诏今罢除一切滥设的祠堂，指出“鬼神难徵，淫祀无福”，身体有恙也不求鬼神，“太后体不安，左右忧惶，至令祷祠，太后闻之即谴怒”。国家有难，也振灾自救，不求鬼神：“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辰子之半”。这些破除迷信的举动对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5]
文学
东汉大兴儒学，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故而东汉在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此外，被称为文宗字祖的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成为了汉字学的开山鼻祖，故后人研究汉字必先读《说文解字》。[125]
汉赋
西汉汉赋的极盛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极大影响了东汉汉赋的创作。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都是以长安、洛阳为对象而创作的汉赋杰作。描述了长安与洛阳城市的雄伟、市井的繁华、宫室的壮美、杂技歌舞的盛况，反映了一代京都的繁荣景象和非凡气势。[181]
五言古诗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东汉晚期五言古诗的统称，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撰《文选》时，把这些诗选在一起，题为《古诗十九首》。每首诗都是以诗的首句为题目。诗的内容分为两类，一类是抒发失意忧伤的苦闷，一类是抒发久别亲人的忧思。《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抒情诗，在艺术上有乐府民歌朴素自然的优点，表现手法细腻，语言精炼，结构严谨，标志着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成熟。[181]字典
《说文解字》于永元十二年（100年）许慎撰，上说先秦之文，下解秦汉之字。全书14篇，分540部，收录9353字，其中重1163字，解说133441字。这是中国第一部字典，首创部首之例，将9000多字分别统摄于540部，第一次对中国文字进行大分类。以“六书”作为整理文字的条例，对每个字的形、声、义加以说明，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对于研究先秦两汉的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物典章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81]
史学
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班固所著的《汉书》。《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125]
《东观汉记》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的纪传体本朝更书，参加撰述的史家可考者近20人，历时一百多年，因最后的编撰者蔡邕被王允杀害，而没有最后完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共有143卷，记事起于光武帝刘秀，迄灵帝刘宏。该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很流行，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因承朝廷授意，书中充满对皇帝的溢美之辞和大量的祥瑞、灾异、图谶的记载。[181]
宗教
佛教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迄今尚不明确，但至迟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已成公论。[166]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永平十年（67年），因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向西而去，遂派蔡愔和秦景到天竺拜求佛法。蔡、秦等人用白马驮回了许多佛像和佛经，并带回了两位在途中遇到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40]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供两位高僧居住，并将寺院取名为“白马寺”，以铭记白马驮经之功。后来两位高僧将《四十二章经》译成中文。佛教自传入始，就得到了最高统治阶层的青睐，从楚王刘英、汉明帝到汉桓帝，都是好佛者。这对于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必然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167]桓帝之后，有笮融“大起浮屠祠”、“大起浮屠寺”。[168]
安世高在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到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的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百六十品经》等。所译经典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间及阿毗昙学。支谶于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在汉灵帝时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和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祥等人，也都各有传译。除西域译人之外，汉土沙门严佛调也是杰出的参与译事的人。
原始道教
在佛教的影响下，方士把阴阳五行、服食炼养、导引行气、辟谷延年、神仙长生、鬼神祭祀、图谶符箓、巫术迷信等互相杂糅，并同《老子》牵合，构成原始道教。[162]《太平经》是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出现于汉顺帝时。[161]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创立太平道，以跪拜首过、符水治病作为传教手段。声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动黄巾起义。[164]
五斗米道的教义与太平道相似，创始人是沛人张陵。汉顺帝时张陵作道书。受道的人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时人称为米贼。[160]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主要在雍、益二州活动，根据地在汉中。张陵死后，其子张衡传其道，张衡死，其子张鲁又继之。张鲁以《老子》为五斗米道主要经典，并为之作注，名曰《老子想尔注》。[163]汉文化中的道家学说、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与西南少数民族信仰有机融合，形成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156]在汉晋的历史文献中，多称张陵之道教为“鬼道”，称其道徒名为“鬼卒”。[157]张陵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就是巴蜀
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158]一说五斗米道真正创始人是张修，张鲁杀张修夺取教权后托名张陵创教。[165]
道教受到传入中国的佛教的影响。因此他们也忏悔罪恶，劝人行善，或者举办公益事业——这些都是佛教所推重的施舍（dāna）的行为。另外一些项目则有戒除饮酒，或者只饮适度的酒。关于老子“变化”的想法恐怕也是受到了佛陀“化身”
nirmāna-kāya）启发而来。[159]
艺术
到东汉时期，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张衡不仅对天文学作出了重要的建树，而且富有文学才能，亦是东汉著名的画家之一。[176]
绘画
在汉代，皇帝的宫殿、贵族的邸第、官僚的府舍和地主的住宅，多用壁画装饰。东汉一代特别重视礼仪教化，曾于宫室中画大量古代圣带贤后的图像。永平年间，在南宫云台画邓禹等二十八功臣像；汉桓帝立老子庙于青县，画孔子像于壁。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置鸿都门学，其中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地方郡守郡尉府舍中和陵墓中都绘有壁画。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是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眩耀之。”陵墓绘画，如画家赵岐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像居主位，皆为赞颂。乡庙也绘壁画，如延笃于元康元年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绘画的发展，涌现了张衡、蔡邕、刘旦、杨鲁、赵岐、刘褒等有名的画家。张衡图骇神，蔡邕图烈女，刘旦、杨鲁图圣贤，赵岐画墓阙，皆传神人妙。刘褒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冷，可见绘画技巧之绝。[181]
石刻
随着绘画的发展，东汉的石刻也繁盛一时，著名的有山东嘉祥县的武梁祠石刻、肥城县的孝堂山祠石刻、沂南县的东汉墓石刻等。内容有攻伐、出游、狩猎、乐舞、宴会、庖厨、神怪等，十分丰富。东汉的石刻，线条流畅，刀法娴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181]
辎车画像砖
东汉马踏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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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造纸
东汉造纸业取得了极大成就。西汉时，造纸工艺还处在探索阶段。《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时，尚方令蔡伦总结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的技术。新的造纸工艺，主要是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蔡伦的改进，使造纸原料多样化，还能化旧利废，取材方便，提高了纸的质量，便于普遍推广。蔡伦的功绩是不朽的，当时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116]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8世纪时，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以后又传入欧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纸的发明使用，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中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造纸术也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
流传至今。[117]
印刷
东汉时期出现的“拓印”是最早的印刷术。
东汉灵帝曾将《论语》、《春秋》、《周易》等七种经典的标准文本，刻四十六通石碑上，立在洛阳太学门外；这便致使天天上千人去抄写，把太学堵得水泄不通。于是就有人发明用纸和墨拓去印碑文，供给人看，不用再抄。印刷的发明就是为了满足文字与图画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的要求。从中国的印刷史看，拓印先于雕版，待到轻便省力和易于操作的雕版印刷一出现，拓印更多去为书法与考古服务，不再有印刷的含意了。[253]
医学
东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医学创立的重要时期。南阳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的不朽之著[122]，成为中医学的主要奠基人。被称为“医方之祖”。[123][124]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在医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他创造的“五禽戏”是中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12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