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政区：县（侯国、邑、道）
邑是皇太后、公主所封的食邑；道是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政区。2年，共有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万户以上的县称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
行部（又称刺史部）：自元封五年（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设了13行部，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
政治
黄老思想
刘邦和开国功臣出身低微，从而在汉初形成布衣将相的局面。春秋战国以前世袭贵族主宰政治的时代基本结束。汉朝统治者吸取秦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变秦朝的急切苛刻为汉初的宽筒疏缓，奉行黄老思想，实施“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成就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文景之治”。[21]
三公九卿
参见：三公九卿
汉承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到了汉惠帝、吕后时期分为左右丞相，汉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67]其职权大抵如陈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68]宰相的具体权力分为五个方面：选官权、督察百官并有一定的执法权、上计考课权、总领朝议与奏事权、封驳与谏诤权。[69]
除了丞相制度外，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军事、政务和监察，与丞相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201]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汉武帝时期，出于加强皇权、弱化相权的目的，设立内朝逐步对相权进行削弱，并通过频繁更换宰相以及以细事诛杀宰相来加强皇权、树立自身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内朝的设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后，在汉武帝统治期间对外战争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内朝作为一项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与成熟的。内朝具有根源于皇权的巨大的依附性，脱离皇帝领导，内朝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存在。同时，宰相不得过问内朝事务，也使得内朝成为政权内部一个相对于外朝的独立单位。总之，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内朝的设立增强了皇帝对朝政的控制权，使得专制制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得以宰相为首的外朝逐渐退化成为一个大政方针政策的执行机构。
选官制度
参见：察举制、征召
汉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
因此，汉武帝即位后，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在除沿用上述制度外，颁行了一套新的选官制度：
察举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武帝时，开始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步完善。[217]
征召，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武帝召见，确有才能，授予官职。与此同时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
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前124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建议，置五经博士弟子，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官。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统治机构。
汉律九章
参见：九章律
刘邦在入关之初的时候就约法三章，[70]但只是临时措施。西汉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202]
刺史制度
汉武帝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控制，于前106年，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称为“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以监察地方。刺史每年秋天巡行郡国，以“六条问事”。第一条是监察“强宗豪右”，其他五条是监察郡守、尉和王国相。凡地方官吏不奉诏书、苛虐百姓、察举不公，子弟不法。或与豪强有勾结行为的，刺史闻察后，直接上奏皇帝，进行制裁。这对抑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官吏的控制有明品的作用。[203]
军事
中央
为了巩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西汉前期是实行征兵制，以正卒两支来守卫京师。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归卫尉率领；另一支为北军，保卫京师，归中尉率领。两支各有两万人。武帝时，各减至一万人。正卒一年一轮换，不利于保卫京师。汉武帝时期强化了军队，着手组建职业兵为侍从军和禁卫军，增设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和对内镇压的力量。[203]
期门军和羽林骑
侍从军有三支，就是期门、羽林和孤儿。期门军是汉武帝于前138年建立的，由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等六郡良家子能骑射者组成，共约有一千人，归光禄勋掌管。因常为侍从汉武帝而期待于殿门，故有“期门”之名。羽林骑是于太初元年（前104年）选六郡良家子组成，约七百人，亦属光禄勋。羽林骑原叫做建章营骑，因守卫建章宫而得名。后更名“羽林骑”，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之意。羽林孤儿是由战死者的子弟组成的，因养在羽林官署，教习战射，而有此称号。[203][217]
八校尉
禁卫军是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建立的，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约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因称“八校尉”。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的士卒都由招募而来，是职业兵，这是中国古代有募兵制的开始。这支军队后来发展为西汉的军事主力。[217]
地方
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叫郡国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经济
参见：汉朝经济
西汉时期牛耕和铁器的使用非常普遍，手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纺织业和瓷器制作发达。西汉是中国古代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国家的稳定和交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不仅国内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通过丝绸之路西汉甚至与古罗马、印度等国家有间接的贸易关系。[71]
农业
牛耕普及
汉初，为了恢复经济和农业生产上的需要，西汉政府曾下令禁止杀牛和盗牛，并曾在北方边境设苑养马。这一举措使得广大农民更加视饲养牲畜，牛耕，也辅以马耕进一步普遍，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而在江南地区由于开发晚和冶铁业不发达，还处的火耕水耨的状态。[177]
铁农具推广
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在汉武帝时期，冶铁业归国家垄断，铁器的推广更为迅速。不但中原地区普遍使用铁器，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增多了。仅铁犁中，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的犁铧。[177]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有了显著的改进。特别是在山东安丘、河南中牟和陕西西安、咸阳等地都发现有铁犁壁。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218]
兴修水利
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前132年，黄河又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前109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204]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前129年，为了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修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受益。与此同时，又修龙首渠。这条渠是从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于是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前111年，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178]前95年，从仲山口（陕西泾阳西北
）引泾河至栎阳（陕西临潼栎阳镇），这就是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东泰山下引汶水灌溉农田，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灌田，在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等等。[205]
耕作技术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耕作技术也有提高。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抗旱斗争的经验，推广了“代田法”。所谓“代田法”就是将每亩田分成六份-三垄（垄台）三甽（垄沟），每年垄甽互换位置以休养地力。具体办法是甽宽一尺，深一尺垄也宽一尺，垄甽相间，把种子种在甽里。出苗后，除去垄边杂草并翻土以培苗根。到夏天，则垄尽而根已深。次年，互换甽和垄的位置，依样种植。[177]
赵过还发明了耧车。耧车是一种播种机，能同时播种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新式农具。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发现过一件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墓葬壁画上的三足耧画像，证明当时已广泛采用耧车播种技术。[177]
到汉成帝时，氾胜之又总结了一种新耕作方法─“区种法”。是一种园艺式耕作技术，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177]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西汉末年，垦田面积已达8270500余顷，人口达六千余万，比秦朝增加两倍以上。[179]
农产品加工
汉代之前主要靠人工春米或其它谷物。汉武帝时，已经有了用畜力拉的大石磨。此外，脚踏的“戥碓”，利用水力的水碓和水碓磨，筛谷用的风车，在西汉也都已出现。桓谭《新论》在谈到粮食加工时说：“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春，又复设机关，用驴、赢、牛、马及役水而春，其利乃且百倍。”河北满城中山王陵墓曾出土过一件用畜力拉、带有铜漏斗的大石磨。史学界一直认为扇谷用的风车到北宋时才出现。在河南洛阳和济源汉墓中出土了两件风车模型，从而也把风车的历史提前到了西汉。[177]
粮食产量
关于西汉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晁错曾说：“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汉初行小亩，每亩约当今0.2882市亩，[180]每石约当今0.2市石。按照这个数字，汉初每市亩田地约可产粟或麦六斗九升。《淮南子·主术训》又提到：“一人躔耒而耕，不过十亩，中岁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淮南子》成书于汉武帝时候，开始行大亩，每当合今0.6916市亩，四石之收，折合今制每市亩约产案或一石一斗五升。[181
五升。[181]不过这大概已是高产田了。[182]
手工业
冶铁业
汉代的冶铁业作坊多，规模大。20世纪50年代后，在河南、山东、北京、江苏等地发现了许多汉代冶铁遗址，其中以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和南阳北关瓦房庄等地遗址规模最大。从遗址可以看出西汉冶炼工序集中，设备齐全。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一件铁工具，经化验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同时发现炒钢炉一座。炒钢这一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6]
汉代武器
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到了西汉，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也广泛使用铁制，如灯、釜、炉、剪等都已在西汉中期的遗址中发现。[219]
丝织业
西汉时期汉服丝织业发达，纺织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长安和临淄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今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有富商大贾经营的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出售一小部分纺织品。[207]
汉服--素纱禅衣
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縠为主。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菱形等花纹，反映西汉的汉服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207]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特别是1956年在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人物在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示了一幅纺织汉服生产的生动情景。
汉服服饰--曲裾
西汉时不仅有纺纱的工具，而且出现了织布机。秦汉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织物。经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染成绿、红等色。这比战国时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219]
工艺水平
西汉手工业的发展，还表现手工工艺水平上。
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长信宫灯”，制成一个宫女双手执灯的形象，十分生动，设计更为精巧，可以拆卸，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随意调整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宫女头部可以拆卸，体内空虚，右臂与烟道相通；通过烟道而来的蜡炬的烟被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的清洁。墓中还有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由2000多块玉片和黄金制成的丝缕编缀而成，其制作工艺非常精美。
在西汉官营手工作坊中，主要生产者是工奴和刑徒，私营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是奴隶，只有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者是“编户齐民”。
西汉五铢
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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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业
西汉的漆器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在蜀郡（今成都）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当时上层之家都使用漆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种类很多，有耳杯、盘、壶、盒、盆、勺、枕、奁、屏风等。大多色彩鲜艳，光泽照人，精致美观，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绘，技巧更高，画法潇洒生动，奔放有力，线条干净流利。[207]
商业
“交通王侯”
汉初，虽然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作官为吏，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山泽禁令的放弛，给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72]，非常活跃，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响的势力[73]。
西汉时商业经营的范围很广，据《史记》所载，当时市场中陈列着粮食、盐、油、酱、果类、菜类、牛、马、羊、布、帛、皮革、水产等几十种商品。
收回铸币权
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造成币制混乱，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比天子，威胁中央。吴楚七国之乱时，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这次新铸的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