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有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余谨以史，追思先贤，慕其深德，盖念贤士之遗风，遂传余中华之文焉。
余本乡人，性怠且躁，然少而好史，尝阅史甚丰，顿感言：“夫中华千载之史者，若浩浩之江，久而弗绝，吾辈皆乃国人，青史在，焉能忘也？”遂思先贤者，欲效太史公以作史，传之文化，广集天下所佚之旧闻，载史之未载，述先贤之遗风，遂予名曰《中华通史广集》。所增补之见闻者，须作谨以考究，不甚惶恐，望阅者以谅哉。昔者史家之录也，咸录於其中，复寻未录而载，传也，此曰广。其间乎五千载，英雄感念，古圣先明。
太史公尝作史，乃启於五帝，然言史也，须以三皇始，天地生而三皇作，遂人文见，为史之初，故余以三皇开，复述千古之闻。或人曰：“三皇甚远，盖千年之久矣，焉能实录？”余遂考於史籍，以证史实，喻褒贬，别善恶，真史闻，益在史耳。作史，余恐有弗足，以改史，故多考究於史籍。孔子作《春秋》，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何以作《春秋》焉？昔时常乱，诸侯相侵，礼乐咸废，百姓所饥寒，无君无臣，故孔子传道於列国，遂作《春秋》斥时。余观修史者，焉能惧人以罪己乎？是以正史传世，方得以史为鉴。非众人皆入史，而为功甚志明之者也。
复见今夕之世，多有溺於乐而弃业者，忘怀志而声色者，实为余所恶之。余岂欲尔为君子乎？非也，然尔於安乐之中而失己，且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此亦余作史之欲，兹史为鉴，知古衰而明今理。青史如镜也，可矣正人衣冠。今世即盛，然若怠而弗兴，则可亡矣。文王囚於羑而作《易》，演六十四卦；仲尼囚於陈、蔡未改其志，作有《春秋》；左丘目亡而后作《国语》。是也故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若有志则须力焉。
尝宰我问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对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遂曰：“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黄帝者，五帝之首，与炎帝并曰炎黄，其德及鸟兽，故孔子言之治世三百年也。太史公作史以黄帝始，是为显文明之始，始於黄帝。《太史公书》为始，历受崇，晋张辅曰：“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故青史以简述事，兼真、实也。
思吾国之史者也，其年岁之浩哉，谓曰文古之国！溯自三皇，源於五帝，其间亦历数朝，夏、殷、周罢，皇帝始而大秦兴。秦之后，羽亡秦，刘季亦亡秦覆楚，继而有汉，立国威，传华夏之威。魏晋且乱乎，三足分立，司马谋魏代之以兴晋。晋世衰焉，其后有南北，疆土分裂，礼乐莫兴，遂有隋统之兴也，然二帝而亡。隋覆，唐公世以代焉，史曰盛唐，为国之一盛世哉。唐覆有五代，五代间亦十国，仿如春秋战国，时天下乱矣。后周有赵姓，名曰匡胤，亡后周以统全国，创宋，宋有北、南之分，南宋偏安一隅，实为耻耶。蛮夷入矣中原，蒙古於大都立国，浩哉大元。朱元璋驱鞑虏以复汉治，兴哉大明。满人入关，毁明社稷，号曰满清。满清且至末，常让地而丧国威，耻哉耻哉。宣统三年，帝制不复，民主新立，华夏重兴。论其史，如言故事，甚欢而莫倦。诸多史实，焉能莫载於史，故作史耳。
余尝恶儒，以为其礼琐而繁，为封建之礼也：实锢人之思想，束人之言行，约人之举为。今方知，礼者，非以束人主，然则助人修德主。如人弗礼，则其邻弗礼，则传之弗礼，若世人皆弗礼，何曰文明？遂余始尚儒，知矣：古之治世者，皆以孔子为名，束民言行，致封建之礼者生，故孔子与封建之礼非一，孔子尚周公德，欲以礼而治世复仁，其志善也，与封建治世者非一。噫！儒者非与封建者同，其倡之仁义，其述之礼乐，其论之人道，为治国也。故为人，首有礼，礼於先，复有仁，仁矣，复修德，修德罢矣，兼礼、仁义之道，安能非君子乎？故儒之德，或人莫能知。於是余始尚儒，崇孔孟道，言周公行。
余生於陕，三岁徙於黔，遂父异。五岁而有父继，十有三而继父卒。余尝曰：“天之弗公，何以丧余父？”余遭祸事，本然抑悲，盖为常人者所莫知，余犹在笃学。故余知家之困矣，遂潜心以志於学耳。阅文之丰助余以善作，今敬昊天以修史，盖追先贤之风，其事留有青史。惟愿华夏昌明，莫悔於青史，壮哉吾国！
辰龙年正月二十五（公元二零二四年三月五日）敬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