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考试，就会公布成绩，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然，子亭复试也不例外：
十四名进士，三名合格，勉强合格；十一名，水货，黜落。作弊罪名成立，证据确凿。
这是一个公允公正的结果，貌似！
一直以来，我们的思维都存在一个误区：作弊的都是水货，作弊的世家子弟更是水货中的水货。由此，我们很容易推导出一个结论：作弊的都是水货，作弊的世家子弟更是水货中的水货。十四位进士都作了弊，十四位进士都是世家子弟。所以，十四位进士都是水货，水货中的水货。拿这个结论去套子亭复试的结果，我们很容易想当然的就认为结果合情合理，公允公正。
然而，作弊的就一定是草包，是水货？世家子弟就一定是草包，是水货？未必，尤其是在唐代。
唐代科举制度还不够完善，不是不够完善，而是很不完善。制度的不完善，为作弊提供了无限可能。行卷、温卷、请托、通榜，这些专属于唐代科举的名词，无论它们背后流传着多少优美动人的故事与佳话，无论它们催生出多么辉煌灿烂的文化，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实际上是在作弊。
唐代科举的录取规模不大，不是不大，而是很小，小的可怜，只有区区的十几个名额。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科举精英，任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使你满腹诗书，即使你文采飞扬，即使把你的才学抠出来，称上那么一称，比曹子建还多那么一斗半斗，你，依然没有把握，必胜的把握。
要想在惨烈的厮杀中趟出一条血路，你将不得不乞灵于权贵，能够左右考官的权贵。因此，有唐一代，科举作弊是一种常态，是一种潜规则，除非遇到像韦贯之那样不接受任何请托的另类。当然，这里所说的作弊，不是指夹带之类的小儿科，而是指披着浪漫外衣的行卷、请托和通榜。当行卷成为一种风尚，当请托成为一个必须，当通榜成为一股潮流，不肯与世沉浮的举子就只剩下一种可能：落榜，百分百落榜。
作弊，还有一线生机；不作弊，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科举精英，以及他们背后的家族，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拉关系、走后门，于是乎，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
因此，在唐代，作弊者未必就是水货，其中也不乏真品、精品。腹内草莽的杨浑之固然需要贿赂权贵，才大如海的王维也不得不借重于公主的推荐，就连放荡不羁的杜牧也只好放下身段、乞灵于名流的通榜……。
至于世家子弟，元和年间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比如说杜黄裳，比如说李吉甫、李绛，比如说武元衡，比如说裴度，比如说令狐楚，比如说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哪一个不是世家子弟？
由此，我们读出一个结论：作弊的十四位世家子弟，可能有草包，也有水货，但，应该也有真品，甚至精品。可是，复试的结果显示：十四位进士，十一个草包和水货，其它三个比草包好那么一点点。这样的概率不能说没有，可是微乎其微，何况，主考官是才华出众、曾经做过翰林学士的钱徽。
复试有问题，复试的结果有问题，一定有问题！可是，问题出在哪？对于这样一个结果，裴度们为什么没有一丝一毫的质疑和异议？
问题就出在那一诗一赋上，更精确的说，问题就出在那篇赋上！
那篇赋的题目是《孤竹管赋》。孤竹管的意象出自儒家经典《周礼》上的两句话：“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於地上圆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和“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日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祗皆出，可得而礼矣。”
《周礼》是儒家经典，《三礼》之一，也是唐政府明文规定的《九经》之一，孤竹管出自这样的经典，似乎也算不上冷僻。可参与复试的十四位新科进士，竟都茫然不知出处，只好胡乱涂鸦，敷衍成篇，往往下笔不足千言，离题却已万里，跑题都跑到天上去了。如果，李晨生活在唐代，一定会兴高采烈的跑到十四位可怜虫面前，大声呼喊出“奔跑吧，兄弟！”的标志性口号。
这样的结果，似乎恰恰验证了十四位进士都是草包，都是水货的结论。不过，我还是那两个字：未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