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北京，一边是阳光明媚，一边却走着倒春寒，早晚温差极大。
可一切都阻止不了这个帝国心脏的勃勃生气。
年初开始，一款名为“收音机”的物件开始在市面上旺销。
这款由春华无线电公司生产的收音机外形像一个木头匣子，有两个旋钮，一个可以“调频”，一个可以调节音量。
之所以热销，并不是因为北京，武汉，上海和广州已经开始试播了无线电节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报纸上说了，皇帝陛下拟于五月五日，农历三月二十三大婚，电台要现场直播！报纸上说了，只要买了这个劳什子的收音机，就能和在现场一样，听到播音员的解说和现场的声音！
这一下，三十华元的售价也已经阻止不了收音机的热销了。
就原理来说，这款原始的矿石机实在算不得精巧。
广播，究其原理而言，就是用麦克风设备把声音讯号转变为电压讯号。由于人的声音变化就是无线电波频率的变化，故而这种电波属于变频，而非无线电报机的等幅电磁波。皇家赫兹研究所开发的电报机，尽管越来越精巧，却并不能用于收听调幅广播。
郑鹰等人都深知无线电台对于军事作战指挥，以及国家信息发布的重要性，几乎与无线电报机同时就开始了研究。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之下，早在1898年，赫兹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薛春华利用一些天然矿石自身带有的半导体特性，申请了第一个“硅晶体检波器”专利，经过公示后。被帝国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该专利主要是以俗称“猫须”的尖细导线在矿石的灵敏接触点上得到最好的半导体效应。
不过，无线电原理的发明，距离出现商业化产品还有距离。为了推动无线电事业，皇家赫兹研究所成立了专门的事业部，调配大量资源加速研发。
由于人听力范围的局限，人耳容纳的声音讯号频率大约在20赫兹到20000赫兹之间。而这样频率的信号无法进行长距离传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薛春华等人发明了“混频”，把这些声音讯号加上高频弦波讯号，也就是俗称的“载波”，两个讯号叠加。得到了可以长距离传播的AM讯号。这种AM讯号的频率很高，而其频率的摆幅就是声音讯号。
解决了长距离讯号传播的问题之后，薛春华的“硅晶体检波器”就派上了用场，即通过这种原始而简单的设备对载波进行半波整流（检波），截掉讯号的负半周。只留下一半的讯号。然后再把高频载波以滤波器过滤，于是剩下的就是声音讯号。
到了这个阶段，皇室产业的无线电部门已经介入。他们从商业化的角度向研究所提出了要求，并给与研究经费，签订未来的专利授权，而研究所除了获取研究资助外。在未来的产品出售中可以获取专利提成，达成“双赢”的产研结合模式。
皇室产业提出了选台和过滤杂音的问题。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加装“带通滤波器”。也就是过滤掉低频和高频，只保留一段频率。而且其截取范围可调。
接下来是天线。
早期的这种矿石收音机，天线的安装实在是很大的一门学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春华在几大城市甚至配备了专门的“天线安装队”，售价的很大一部分倒是用于这部分人工费用。制式化天线如同一个十字架，把铜丝缠绕上去，固定住，架在屋顶。
春华公司还专门对要求高的“贵宾”客户单独出售一种高质量天线，采用永磁体制作线圈架子，在绝缘体中固定，再以超细包线缠绕上千圈，甚至可以收听到上千公里外的广播信号。
春华本身就是皇产无线电产业下属公司，命名为“春华”是为了褒奖和纪念薛春华这位无线电收音机的发明人。
这家公司是商业化运作的公司，税前利润的25%分配给管理层，经营人员都是商业学校教出来的高材生，自然而然地运用了皇家体系中的一系列标准化商业策略。
首先是产品线策略。春华的商业化产品早在1905年就已经推出并进行了试销，随后根据市场反馈进行了改进。作为官方喉舌的“中华广播公司”几乎同时成立，并于1906年初正式获得了宣传部颁发的广播特许执照，定于1906年十月开始在北京，上海，武汉和广州同步开始无线电试播。
第一个商业化运营的无线电台“天涯广播公司”也得到了皇室产业投资部门的资助，并在中华广播公司之后获得了广播特许执照。
早期的广播节目从早七点到晚十点，内容包括新闻联播（必须的），天气预报，相声，音乐，评书，广播剧等，很是丰富。但无线电台真正的收入来源，还是广告。
在郑鹰等人打造的商业帝国之中，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从一开始就已经打下。广告业的起步几乎是与皇室产业同时，并与各种媒体的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一开始是利用广告来宣传产品，后来逐渐发展到宣传企业，提高企业影响力和企业形象。
与国立的中华广播公司相比，商业化运营的天涯广播电台更加注重市场，广播节目经过了精心选择，各种栏目丰富，还与纸媒合作，在各城市主要日报上定期发布节目时间表以吸引听众。广播剧方面则早早买断了国内一些知名小说作家作品的广播剧版权，精心录制广播剧。
随着“皇帝大婚”引发的收音机购买热潮，天涯广播电台“一百兆赫”成为街头巷尾的话题，很快获得了商家的青睐。
经过专业市场调查公司的调查，目前的广播受众主要集中在“20-40岁的居家妇女，55岁以上的老年人”。而12-30岁的男子在没事的时候也会收听。到了夜间八点之后，往往是全家在客厅收听广播加上闲聊。
于是，各种家具厂商，家用化工品厂商，地产开发商，汽车厂家等纷至沓来。开始抢占“声媒”阵地。
等到了华兴三年（1907年）四月，天涯广播电台已经开了第二套节目。
整个广播公司目前还处于“烧钱”阶段，依然持续亏损。但郑宇亏得起。每年十几万华元的亏损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而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对于信息传播，推动公民社会发展，却实在是至关重要的推手。
这并非简单的经济账能算得过来的。
当一个国家的商品经济进入有序发展，民众的智慧被开启，只要政府不刻意地进行愚民统治。钳制思想。市场本身的经济杠杆就足以激发创造力，引发一个个的奇迹。
更不用说在两代穿越者前后主政的中国。
皇家南海汽车公司在其新推出的“伯爵”系列豪华轿车中首先安装了车载调频广播，使这个娱乐利器比另一时空提前了十六年进入了汽车。
首先推出的伯爵A型车采用了七升六汽缸V型配置的汽油发动机，采取了压力润滑系统，由皇家罗伊斯发动机公司精心打造，性能超越了另一时空1904年问世的劳斯莱斯银色幽灵。公路最大时速高达一百四十公里。
为了提高安全性，这款豪华轿车配备了新型安全带。加装了保险杠，配置了钢化玻璃。内饰精美，线条庄重流畅，一推出就成为南方富裕阶层的新宠，并迅速蔓延到北方和南洋侨界。
在美国和欧洲，根据当地消费者习惯改进的美版和欧版伯爵车也在一个月后发布，一举征服了挑剔的欧美绅士阶层，尽管售价高达八千美元却依然供不应求。
伯爵车的热销，还在于一项出人意料的远程赛车活动。
1906年年底俄罗斯内战结束，从亚洲蔓延到欧洲的战火渐渐熄灭。但各主要强国大规模扩军备战引发的军备竞赛和紧张情绪，却依然让各国民众难以安寝。
1907年春节之后，中国报纸刊登了一个爆炸性新闻：前国防军上尉，三届广州-库伦汽车拉力赛冠军马少武宣布，他已经获得了皇家南海汽车公司的赞助，准备完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以一辆改装的伯爵A型轿车，由他和南海公司的试车员，前拉力赛冠军赵文松驾驶，从广州出发，经武汉轮渡长江，然后抵达北京，再一路向西，由迪化一路穿越中亚，经俄罗斯，德国，法国，再从布列塔尼上船，纵穿英国，然后轮渡到美国纽约上陆，横穿北美，再轮渡到日本，由仙台一路开到长崎，然后轮渡到釜山，再一路开回北京，全程近三万公里。
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尝试，甚至超越了另一时空1907年劳斯莱斯银色幽灵创造的记录：不间断行驶两万四千公里（维修费用只用了三英镑）。
而这一活动的口号，则是“和平之旅”。
皇家南海汽车公司的发言人宣布，南海公司资助这一活动，目的是“加深各国之间的了解”，“表达中华之民对于和平的期盼”。为了这一壮举，皇家南海汽车公司安排了一整支车队运送汽油，补给和配件，以及进行中途检修，一切费用均以市场价单独计价，并由随行的各国记者和观察员全程监督。
这个声明顿时引爆了整个欧美社会。
各大报纸长篇累牍地报道这一“和平之旅”。尽管有人居心叵测地提出“这是中**事间谍为未来政府欧洲进行的军事地理勘测”，但欧美民间的主流声音纷纷嗤之以鼻。
法国左翼喉舌《不妥协者报》，以及因创始者克列孟梭出任首相而影响力陡增的《震旦报》纷纷驳斥这些谬论，认为这“完全是右翼军火商的卑劣伎俩，目的无非是恫吓纳税人”。美国南方的民主党传统舆论阵地也和英法左翼遥相呼应，用最为直接的表达引发读者对于政府歪曲事实的忧虑，引导他们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政府把万里之外的古老国家抵御侵略和复兴民族的努力丑化为征服世界的阴谋。
在强劲的舆论声音之下。各国右翼不得不降低了调门，甚至公开称赞这一“和平努力”。
这一场环球汽车之旅，在之后的半年多成为各国报纸上的热门话题。
“……银色闪电穿行在菩提树下大街，这是东帝国与西帝国友谊的见证……我看到了什么？闪电穿越了勃兰登堡门……驷马车，胜利女神……是的，也许某一天它有机会成为女神的座车……”
“……这就是伯爵车！来自中国的神奇小子！多么流畅优雅的线条。胜过了最好的纯种马……”
纽约，波士顿，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南海汽车公司与伯爵车的推出同步，按照后世4S店的模式建立的各个“区域旗舰店”中人头滚滚，衣冠楚楚的富豪大佬们。挽着珠光宝气的贵妇佳人。纷纷一掷千金订购伯爵车。
正如海报上所展示的，名车，佳人，才代表着成功人士。
伯爵，卖的不是车，而是品味。财富和成就。
预售开始刚刚一个月，这款价格不菲的豪车在海外已经被订购了六千多辆。
南海汽车公司总经理还来不及高兴。就已经陷入了更大的烦恼。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生产时间表。伯爵车的供给不足引发了限量供应，而限量的结果是更加热烈的追捧。
伯爵车。开始被视为“贵族中的贵族”最好的标签。
即使不算国内订货，一个月的海外订货已经预订了这款汽车未来八个月的产能。
最大的瓶颈还是发动机。
尽管皇家罗伊斯公司已经在战争前后疯狂扩张了产能，但军工订单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民用方面的单子也是恐怖无比。眼看着市场爆发，皇家罗伊斯不得不将更加简单和标准化的军工生产以委托加工模式分包给其他发动机厂商，自己专注于最高端，利润最高的产品。
水涨船高，原本中国汽车在海外已经成为高品质，高可靠性的代名词，而这一场亚洲战争中摩托化纵队的拉风表现更成了活广告，中国汽车在战后刮起了更加猛烈的“中国旋风”。
尽管某些国家官方对中国的宣传转向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国商品的流行，但中国方面调停俄罗斯内战的举动，以及这一次的“和平之旅”无疑给了各国“黄祸论”沉重的一击。正如克列孟梭在日记中自嘲地写道，“如果说中国政府调停俄罗斯内战是扇了我们的左脸，那和平之旅就是反手扇了我们的右脸，而我们偏偏还不得不跟着叫好”。
中国汽车，就在这连续不断的风潮之下，如同一股无比猛烈的旋风席卷了欧美社会。以皇室汽车产业为纽带的中国汽车业，从一开始就吸取了后世某国各行业各自为战，甚至不惜诋毁本国竞争对手以争夺市场，导致某国商品在海外一度沦为“质量低劣”，“缺乏道德”的残次品的覆辙，也没有再次陷入另一时空某国商品内部残酷的价格战。
早在中国汽车打开出口市场初期，中国汽车业已经成立了欧洲中华汽车联合会，美洲中华汽车联合会等康采恩组织，协调产品定价等。各汽车厂则尽量走差异化道路，有的偏重大排量豪华车，有的偏重普通轿车，有的偏重商务车，有的偏重越野车，有的偏重卡车，有的偏重农用车，在各产品市场内部也按照品质和价格拉开档次，定价上则往往以康采恩协调的方式加以解决。
这种差异化竞争策略形成了微观上的各有侧重，重点开发，宏观上则构建了完整的产品线，并实现了对“中国汽车”这一总体品牌价值一定程度的共享。
汽车业终究是资金，技术和劳动力三重密集的行业，而对于这类核心支柱产业，中国方面采取了准入体制，对汽车生产商从资本等方面设置了门槛，并采取车型审核，从安全，可靠性等方面进行审核，以避免劣质产品损害整个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形象。
为了配合车型检测，中国政府率先开发出了一整套车辆检测标准，并建立了国立的汽车检测中心作为官方样本。很快，一些民间机构也进入了汽车检测领域，并获得了官方认证，展开了激烈竞争。为了确保其权威性，各家中心不得不严格控制检测质量，在市场的大浪淘沙之中最终存活下来的五家民办检测中心，把整个检测体系，从标准，流程到设备都推向了更加完善的新水平。
按照郑宇的规划，汽车不仅仅是带动中国经济总体发展的火车头，也是中国工业品塑造“优质”形象的最好工具。
以“和平之旅”为契机，以“中国汽车”的形象为突破口，以提升中国工业品的形象和整体影响力为目的，一场空前的国家品牌塑造工程拉开了序幕。(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