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铺镇外，一队影武士学员列队晨跑归来，尚未习惯这种生活方式的他们累得直喘粗气，脚下的步子格外沉重，吭哧吭哧踏出的响动隔着老远都能听见。
公共食堂那边人满为患，因为昨夜接回来的一群流浪孩童正在食堂门口排队领食，加上晨练结束的机动骑兵和学员，以及自愿在食堂搭伙的村民与平民，食堂门口排了至少有一两百号人。
安秉臣排在这条长龙的最后，他看到前面的孩子们都理了发洗了澡，每个人换上一身扯去肩章和臂章的互助会蓝色棉布制服，虽然怎么看都有些偏大，但总比他们原先的破衣烂衫好得多。
排在后面的田建明注意到他的视线，于是开口道：“这已经是最近发现的第二批孩子，都是没有成年人照顾的无助群体。”战争威胁和生存危机导致许多家庭颠沛流离，与孩子失散的亲人们虽然未必有心遗弃，但在社会结构崩塌，以及通讯手段失效的情况下，这些成年人通常是有心无力。
“全都收下来，有病的治病，身体健康的组织起来做点事。”
“能做什么事？”田建明问，这些被互助会收留的孩子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两百多人，年龄从六七岁到十四五岁，不知道他们能做些什么？
安秉臣悠然一笑：“组建童子军，让他们到城里去负责派发粮食。”
田建明眼前顿时一亮，这倒是个好主意。持续运入城内的粮食属于互助会所有，但粮食的运送和发放都需要人员运作，没有人会公开反对救济灾民，可是把守城南的国防军第91师却坚持不允许超过百人以上的互助会武装部队进入城内，发展到后来甚至连运送粮食的村民都被算在这百人限制之内，双方因此发生过多次激烈争执。
安秉臣没有和李大同通气，他不认为李大同会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不认为自己出面找李大同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作为城内数万孤军的首领，李大同也要给手下人一个交代，很多时候事情不是两位头目一口就能说定那么简单。执事团坚决反对将粮食直接交给城内驻军，凭什么让他们转手得个好名？而且谁也不敢保证到底有多少粮食能落到饥民手里，李大同的手段，大家都是清楚的。
现在这些流浪儿童的出现，正好给了解决此事的一个契机，不带武器的小孩，恰好是分配发放粮食的最合适人选。何昌发派出的六位老民兵带着三十来个武装村民压阵，应该足够了。
“那么，安会长，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采访了吗？”田建明身后的舒尔茨急切地插话，打断了安秉臣的思考。
舒尔茨不会说中文，只能靠田建明居中翻译，但他的英文又不怎么好，所以双方的交流不是很通畅。有时候本来是他和安秉臣说着说着，后来就变成田建明和安秉臣开始拉家常，急得这位德国记者几欲抓耳挠腮。来到这里快一个月了，好容易才得到这次正式访谈的机会，可这年轻的军阀头子压根没把自己当盘菜，他能不着急吗？
“刚才您说到，分饼人才是人类文明最大的威胁。那么，我想问，互助会如何防止自身内部滋生出新的分饼人？”
安秉臣拿着一只擦得逞亮的铝饭盒，站在人堆里，丝毫不为周围的嘈杂声所扰：“除了极少数穷凶极恶的独夫民贼，有相当数量的分饼人通常诞生于官僚体系。我承认，官僚是任何政治制度都绕不过去的社会基础架构。只要人类还需要社会组织，那就必然需要衔接每一个人的节点，每个节点就是一个官僚，官僚组成的体系就是一张官僚网络，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官场。”
“在这个系统里，每个节点本来被赋予的意义是保证通畅，但却经常成为阻塞的主要缘由。无论每个官僚的私德曾经有多么崇高，但他们最终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分配权来牟利赚名，古今中外绝少有例外，这是人性的必然。在道德与权力的对抗中，后者总是十战九胜的赢家，偶尔输掉的那一场当然不能用来证明道德的优势。没有看到这一点，可以解释为愚蠢，拒绝承认这一点，那要么是幼稚，要么可以称为居心叵测。”
“互助会的解决之道很简单。第一，我们拥有完全透明的内部信息网络，全天候的监督将始终伴随着权力而来，没有人可以例外，除非选择退出这个团体，成为互助会庇护下的平民。
第二，所有官员对资源分配的左右权力极为有限，而且还会越来越低，资源的分配最终将由人工智能系统来完成。我们的执事、组长其实只是事务官，而不是主宰一切包揽一切的救世主。人注定不能成为神，试图染指神的位置只会给自己带来羞辱，也会给别人带来巨大危险。”
舒尔茨在笔记簿上飞快地书写着：“我知道，你说的是智库，我听到过这个名字。但我想问的是，对官员们的全天候监控是否可能对他们的个人*造成非法侵犯？”
安秉臣赫然一笑：“他们拿了原本属于公众的东西，难道不该接受监督？接受官员的职位同时必须承担责任，在互助会当官是一件有很大风险的事情。在我们这里，贪赃枉法的官吏一律视为偷窃罪处理，他们干的事和小偷其实没有本质区别。我们有森严的法度，但我们不打算用酷刑来震慑人民，也会把希望寄托在特务统治这种双面刃手段上，只有全透明化运作才是最节省成本的方法。小偷不可能在主人的瞪视之下窃取财物，谁是小偷，谁不是，大家一目了然。”
“这种监控是否可能打击官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导致互助会失去大批宝贵的人才？”
“人才的价值不能超过他为之服务的群体，人才也是人，是人就会有人性的必然体现。古代中国讲了几千年的德，但在历史舞台上翻来跳去的总是一些披着不同道德罩袍的小丑，包括那些好为人师的圣贤，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改变，你能指望他们改变别人的命运？如果仍然把过多希望寄托在某个或某几个英雄身上，不需要等待未来水落石出，从历史书里就可以找到*不离十的结局。我们打算放弃对救世主道德底线的押注，将有限的资源用来建立一个更高效更公平的新制度上来。虽然不会有太多人能立刻接受这个制度，但我们将采用一种更温和更漫长的方式推广它，直到它成为全新的人类生存秩序。”
“这是否可以看作你是对人性的彻底绝望？因而选择了由人工智能来主宰文明方向？”
“那不叫对人性的绝望，而是对人性的正确认知。人类一直在努力探索外部世界，但有时候我们更需要认清我们自己。世界不因为我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所以我们必须勇于面对自我，甚至改进自我。当初，灵长目动物从树上下到地面，难道不正是因为看清了自己的局限性吗？”
“难道由人来主宰自己的命运不更好吗？会长是否考虑过实施多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舒尔茨扣上了笔记簿。
安秉臣看了他一眼：“我的历史使命是保证互助会拥有通畅无阻的信息网络，至于实施什么样的制度，民众会自己作出选择并承担相应后果。你所谓的民主制度显然不是什么万灵药，建立在商业贸易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系只令人类的贪婪无限膨胀，掠夺财富的资本大鳄不断制造着人间惨剧，而他们治下的百姓早已不再对当家作主这类口号感兴趣，他们更热衷于自家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却从不考虑政府许诺的高社会福利从何而来，缺乏信息渠道又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他们最终只能成为媒体和舆论操纵的玩偶。偏见，愚昧和自以为是，他们和他们鄙视的人实际上没有太多区别。民主，民主，人民做主之后会逐渐放弃自己的权力。我也完全看不出，这种利益构筑的社会形态能将人类带入什么更美好的境界。当然，他们比那些屠宰场里坐以待毙的生猪肯定要更幸运一些。”
“看起来，您对新闻媒体似乎有某种误解？”舒尔茨眯着眼，试图给安秉臣拍照，但立刻被旁边的何昌发阻止。
“不，不是误解，而是直接不需要。互助会不需要所谓的新闻监督机制，我们只提供完全原貌的真相。至于该如何评论，如何分析，那将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而不是几张试图掌控话语权的嘴独享的专利。你看，说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又绕回到权力这个核心问题上来了？”
“那您接受我的采访又是出于什么动机？”舒尔茨狡黠地问。
“因为那是你想要的。”安秉臣笑着看着这位德国记者。“我只是纯粹出于好心，帮助你完成你的心愿而已。要不，我们怎么叫互助会呢？”
舒尔茨这才发现自己又一次被捉弄了，他呆呆地咧开嘴，随后无声地怪笑起来。在十里铺，他被所有人捉弄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里爱开玩笑的捣蛋鬼的比例似乎高了些。好在舒尔茨是个没皮没脸没心没肺的脾气，如果没有这个优点，他恐怕也干不了这个工作。
“您真是一只狡猾的狐狸。”舒尔茨半讥讽半赞叹道。
江欢小跑着从镇里冲了出来，他手里没有拿饭盒，但目标明显是安秉臣这边。
安秉臣瞪了这位过于张狂的副部长一眼，江欢吃了这一瞪，知道会长不高兴，立刻抑住步伐，但脸上的激动却是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
安秉臣看他神情憋得难受，抢先问道：“那孩子的病怎么样了？”
他问的是昨夜辛旭他们带回来的一个孩子，那孩子患有严重糖尿病，因为战乱与亲人失散，长期无法获得胰岛素注射剂，眼肾等器官功能均有不同程度衰竭，甚至双脚皮肤也出现糜烂症状。
回到十里铺后，这孩子立刻被送进了医院。
